大冶香炉山遗址采集炉渣初步研究

对湖北省大冶市香炉山遗址采集的20个炉渣样品进行了扫描电镜检测,发现了炼制锑青铜、锡铅青铜、生铁的炉渣。重点对锡铅青铜的冶炼流程进行了推断,认为该遗址首先使用伴生有铅镍砷等元素的铜矿石进行还原冶炼,再添加锡料生产以锡铅为主要合金元素并含有镍砷的青铜,先后排出不含锡和含锡的两种高铁型炉渣。香炉山遗址出现的青铜生产证据,预示着大冶地区可能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有别于中原的早期青铜产业,对探讨鄂东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与当地文明的演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兴起的时间较晚,直到20世纪前半期对它的研究都还没有形成系统。20世纪中期,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作为一门学科分支悄然兴起。它的兴起与罗马边疆铭文收集、整理及考古密不可分。从1949年到2012年,大致定期召开的"罗马边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罗马边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最新的研究成果。罗马边疆的区域性、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罗马边疆理论的纷呈,极大地推动了罗马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展现出新时期的研究特点。罗马边疆研究向跨学科结合方向发展以及对罗马同时期大国边疆的比较研究体现出新时期的研究趋势。     

摆脱中国制造浮躁症

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排着长队买电饭煲、电吹风机、马桶盖,不是因为它们便宜,而是因为它们更贴心、更智能,电饭煲能煮出粒粒晶莹的米饭,吹风机能让头发干爽且柔滑,甚至马桶盖都能让人如沐春风。晓波的文章揭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的囚徒困境。     

从“归纳”到“解释”: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

政治史取向和类型学方法在保证汉唐考古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制约了汉唐考古的研究范围、理论建设,并影响到汉唐考古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新出土资料的减少迫使汉唐考古改变"能源型"发展模式,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则为汉唐考古向"技术型"转变带来机遇。汉唐考古研究者的主要工作从归纳总结考古资料,转变为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汉唐考古材料的内涵和意义进行解释,是汉唐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于重挖著名遗址的思索

一些著名遗址后来或因出于学术目的或因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都被再度发掘。选择安特生主持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李济和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安志敏主持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个案,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深度的思索认为: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重大意义,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发掘而有所改变或修正;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失误,往往不是因为再度发掘获得的纠正,完全可以在同类遗址的发掘中得到解决。因此,呼吁在文物资源保护为主的今天,实在不应再在著名遗址的头上动土了。     

我国公共考古现状分析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公众对考古活动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考古,在我国蓬勃地发展起来了。通过对我国公共考古研究著作、论文、实践的归纳总结,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翁牛特旗大营子冶炼遗址研究

大营子冶炼遗址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五分地镇大营子村南侧的大山的北坡上,包含东西两区冶炼遗存。东区冶炼遗存年代较早,至迟在公元前1 400年已开始冶炼活动。铅同位素、微量元素示踪研究显示大营子冶炼遗址东西两区均使用了来自林西县大井古铜矿的多金属共生矿石,直接冶炼铜砷锡三元青铜合金。大营子冶炼遗址东区冶炼遗存的年代测定,获得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测定结果,为探讨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北大核心CSSCI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河北隆尧乡观遗址Ⅰ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2014年,为配合南水北调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隆尧县文物保管所对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乡观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区域自西向东分为三区,其中Ⅰ区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至明清多个时代的遗存。战国遗存为12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这些战国墓葬均基本保存完好,出土有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铜带钩等随葬品,为战国时期冀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增加了新资料。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