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市郊发现东汉墓

2003年6月至7月,为配合湖南省湖南监狱新址建设工程,衡阳市文物处和耒阳市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工作队,在湖南监狱新址工程范围内进行了     

清代鉴藏家章绶衔及其收藏款印略考

一、章绶衔的生平、交往及书画造诣章绶衔的生平资料很少,大抵一些书籍记载都是寥寥几字。因他与陆心源生平有交往,且时代又近,据以陆心源总编修的《光绪归安县志》载:“章绶衔,字紫伯,恩贡生。好聚书,熟于掌故。与之谈乡邦     

汉阳陵博物馆

汉阳陵博物馆是依托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西汉景帝与王皇后合葬的阳陵陵园建成的融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历史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甘肃考古的重要收获——《大地湾报告》及《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大地湾是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95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迄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迄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加之明清时期生齿日繁。导致地狭人稠,食不足用。继之而起的过度耕垦,使山间瘠田、村边角地都得以利用,甚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终导致许多山地丘陵地带“遇积雨则河水暴涨,其势奔腾而不可遏,往往啮田为害;数十年来洗荡民田千有余亩,尽成沙砾”。与森林破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一些护林碑刻,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们保护森林、树木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基于朴素的生态观念和风水意识,加强对寺庙林、风水林等的保护,其目的并非出于自觉保护林木,但客观上还是达到了保护林木的效果。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人们切实意识到破坏林木对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加强对林木保护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的滥砍乱伐,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它们或竖于田间地头,或立于祠堂庙墙,警示人们禀遵毋违。这些碑刻资料大都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乡规民约性质,是珍贵的民间环保史料。其记载的有关破坏森林的性质主要是习见不鲜的一般性砍伐,不同于大规模的军屯民屯的毁林开荒,故而鲜见于文献记载。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     

“南海Ⅰ号”2007整体打捞

十年磨一剑,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在“南海Ⅰ号”发现之后的十余年里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水下考古设备还是水下考古人员专业都具备了进行近海海域大型考古发掘的能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文物局更是积极推进“南海Ⅰ号”水下考古项目,[第一段]     

山西阳城芦苇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存

阳城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古称濩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21年3月至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阳城县博物馆对境内芦苇河流域进行了系统调查,重点对30多处新石器时代-商代遗址进行了勘查。此次调查采集陶片等遗物非常丰富,文化内涵复杂,时代跨度大,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工作和认识上的空白。芦苇河是沁河的一级支流,调查收获对于完善沁河中游考古学文化谱系、考察该区域文明演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文献调查报告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是国际敦煌学奠基人斯坦因的私人档案收藏机构之一。该馆收藏的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共计9大部分。包括45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458号）,是近代亚洲考古学史和国际敦煌学史的资料宝库。本文作者于1995年对该馆所藏斯坦因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与编目工作,此后10年间一直致力于对这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拟公布他对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的调查简报,并介绍这批资料的主要内容。     

马家浜文化区的地理景观

马家浜文化区的环境研究,以往都以1000年左右为尺度,即把马家浜文化作为一个基本时间单元来分析,所得结论是粗线条或大趋势性的。在马家浜文化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提取更多信息,变趋势性考察为过程性研究,进而描绘这一时期更加细微的演化曲线,构建人地关系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