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建:历史类博物馆展陈中考古文物信息的跨学科解读

考古文物是我国历史类博物馆的核心展品,在其主要社会职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考古学阐释理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物证史法、情境展示法、关联阐释法等已被逐渐应用到博物馆展陈中.但以传统考古学为核心的阐释方法在公众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单一视角与多元需求的矛盾、学科思维与展陈逻辑的矛盾、学术规范与启发教育的矛盾.对于历史...     

安阳殷墟出土原始瓷的产地与工艺

本文在器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安阳殷墟原始瓷样品进行了系统测试分析,并与江西吴城与浙江湖州等地出土的原始瓷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所分析的殷墟原始瓷在化学元素组成、岩相特征上,都与南方产品有显著差异.该结果为了解商代晚期的制瓷业状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文物所载模糊信息的清晰化提取技术应用概述

因为腐蚀老化等原因,文物所载的文字图案等珍贵信息往往变得模糊,难以辨认。本文系统阐述了文物字迹图案等模糊信息清晰化提取技术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情况,并根据作用机理梳理为光学放大、增强反差、改变光源、改善光路、图像增强、化学反应等。点明了准确深刻理解文物结构工艺、文物材料老化机理和光的运动规律是科学解决清晰化提取文物所载字迹图案等模糊信息的先决因素。     

新出中古墓葬壁画中的下层胡人艺术形象

本文利用新出土墓葬壁画上的胡人图像,探讨中古时期下层胡人的生活状态,并藉以了解胡汉融合后的生活空间。这些壁画所表现的胡人,有现实的映照,也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其图像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为美术考古带来了新的思考。胡人形象在中古壁画中的集中涌现,说明墓葬壁画不仅仅是追祭纪念的媒介,也是审视中国中古时期胡汉融合、构筑国家形态的图像依据。     

新疆出土瓷器初步研究

依据现有考古资料,新疆出土的瓷器最早可追溯到唐代,而后宋代、元代均有瓷器出土,清代则为出土历代瓷器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泛者。文献资料中则有明朝瓷器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入新疆的记载。由此可以勾勒出历代瓷器在新疆的流布范围、种类、规模,显示出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重心,以及当地人群陶瓷使用逐步普及化的过程。清代新疆本土瓷窑业的出现,是瓷器生产技术实现普及的标志,反映了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的史实。     

长三角地区国有文物商店产业联盟之构想

文物艺术品市场多元格局的形成,国有文物商店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愈发激烈,凭借原有的运营模式已难于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产业联盟是国有文物商店在现有市场环境中赢得竞争、获得发展的有效路径。长三角地区有国有文物商店12家,丰富的文物藏量、相似的组织机构、繁荣的文物市场,为建立和实施产业联盟提供了有利条件。产业联盟既可以整合各个个体的资源,充分利用各自的有利因素,又可以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产生最优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一场由盗墓引发的抢救性发掘——2018血渭一号墓印章出土手记

近日,被誉为"中国考古界奥斯卡榜单"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度)新鲜出炉.其中,"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榜上有名. "它这次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相当先进和科学的发掘方法.我们采取了聚落考古发掘遗址的办法即全揭顶,让我们第一次充分地展现了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墓葬形制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最后,由...     

博物馆展览中考古文物的阐释模式

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文物解读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而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淘汰”或“取代”,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不相互排斥.在具体的策展实践中,根据展览主题和展品类型,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以更有效地传递知识、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博...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