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李贤注所见唐代州县疑误辑考

《后汉书》李贤注是流传至今的《后汉书》最古的注本,也是十分著名的史注之一。从内容上来看,除了文字的注音、释义、校勘以及一些相关史实的考补外,注中还包含着不少唐代的州县等地名信息。然而,通过资料的汇总与考证,这些州县名称并不完全准确,有些州县存在着沿用旧地名、文字讹误以及州县隶属关系混乱等问题。     

释迦牟尼成佛前的苦行像

在佛教艺术中,许多佛像和菩萨像都具有沉思冥想的神态,具有超越现实生活中凡人形象,佛陀的＂三十二好＂特征美化和夸大,无比殊胜,但在丝路石窟的遗存中,可以见到释迦牟尼成佛前的另外一种造像样式,他脸颊消瘦,身体瘦骨如骷髅,脖项的筋腱和喉头、锁骨等都刻划得极富写实,看起来十分震撼。这种形象称为释迦菩萨苦行像,也称为饿佛（图1）。     

形势任务教育要坚持群众性

形势任务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开展好形势任务教育,就要从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转变思想观念、丰富内容形式、拓展渠道载体,不断增强生机活力,提升实际效果,使之成为引导群众、提高群众、服务群众的“民生工程”。     

走出来,真好

正身为学生难免会厌倦:从家到学校这种枯燥又无法摆脱的两点一线式的生活。那么在闲暇时,我们何不从自己的世界中走出来,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呢?走出来,走到田野中来。大地的韵味无穷,乡村的田野更以独特的气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她的美。春天,肥沃的土地睡了一冬,蓄着满满的能量,勤劳的     

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及原因分析——以济宁汉碑为例

随着隶书在汉代的成熟,汉碑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并且不同时期隶书碑刻的风格各异。从济宁现存的汉碑中可以看出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经历了西汉前期带有篆书遗韵的古拙、浑穆,西汉中期至东汉初的质朴无华和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并伴有藻饰之风三个阶段。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多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有关。     

《哈尔滨市志》第四卷终审会议召开

<正>2014年3月5日,《哈尔滨市志》第四卷终审会议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召开。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省志书终审专家袁建勋,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处长、省志书终审专家刘树波及处室人员,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党组成员、省志书终审专家梁滨久,省档案局副局长、省志书终审专家梁尔东,绥化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省志书终审专家王占元,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省志书终审专家路桂英,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省志书终审专家李春华,《哈尔滨市志》工业篇负责人曾欣、农业篇负责人于文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树波主持。     

朱其懿治吏恤民在沅州

1888年12月,朱其懿任湖南沅州知府,他认为:"知府为表率之官,首严察吏;郡属当边陲之地,尤重安民"。在沅州知府任上的所作所为,他紧紧抓住"严察吏"这个根本,实现"重安民"的目标。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恩威并济以治吏,教养兼施以安民,以身作则不搞排场,从严治吏奖惩分明,多措并举醇化民风,力图一方吏治的清明高效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一方社会的全面发展尽力创造适合的人文环境。     

学习贯彻《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 依法推进全区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

<正>2014年9月1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2号令颁布《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全省地方志工作史上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一件大事,对于实现依法修志建立地方志工作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必将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步入更加法制化、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为各级政府依法修志、规范修志、科学修志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近年来,在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区广大地方     

学习贯彻《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 扎实推进黑龙江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祝贺《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颁布施行

<正>2014年9月17日,陆昊省长签署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2号,公布《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11月1日起施行。《规定》的颁布是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省地方志事业法制化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一、颁布《规定》的重要意义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我省就积极加快地方志工作法制化步伐。为尽早出台我省地方志法规,省     

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

徽州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不仅以"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而闻名于世,还以"十室九商"的商贾之地而闻名遐迩。随着业贾者的增加,商业知识积累更为丰厚,一批有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将经商经验编纂刊刻出来,这些商业书使得徽州社会商业知识与技术得到传承,更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通过对《士商类要》的分析可以探究出明代徽州商业教育的诸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