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笔供中记录的毒气战

本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犯管理所关于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有关毒气战记载,对照现存日军方面的资料,进一步分析日军毒气战的实际情况,同时,论证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记载内容的可信性。通过挖掘亲笔供述书中毒气战的相关记载,日军在台儿庄、华南等地的毒气战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可见,这些亲笔供述书并非故意编造,而是将所犯罪行根据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     

加强地情信息中心建设的思考

20纪世90年代,全国一些地方在基本完成第一轮修志工作之后,纷纷筹建地情信息中心(或称方志馆)。地情信息中心是指收集、整理、存储一个地区自然、地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和现状的信息资料,并能为该地的发展提供服务的机构。地情信息中心的建立,一方面保存和展示了第     

二轮修志要充分借鉴、利用好年鉴

二轮修志已经启动,各地都在制定计划、拟定方案、规划篇目。而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绝大多数是由地方志工作机构承担的。因此,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编鉴,而且对修志都至关重要。从本轮修志的条件来说,不仅有良好的基础(上一轮修志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还有许多先进的设备和高科技的手段。同时,连年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也为二轮修志提供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玉器的材料属性与制作工艺研究

为了解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部分典型玉器的材料属性与制作工艺,用多种无损科技分析技术对其进行了现场分析,获取了玉器材质矿物组成、纹饰微观形貌、穿孔孔径及内部微痕特征、表面琢磨微痕等综合物理化学信息。基于科技分析结果,确定了玉器的材质属性以及玉器表面纹饰、钻孔、琢磨等制作工艺相关信息。结合考古学背景资料信息,探讨了长子口墓地出土玉器在材质、器形、功能与工艺之间存在的关系。     

宋代题跋窥探——以苏、黄、米题跋为例

通过对题跋定义的了解,找准书迹题跋的定位及宋代题跋兴盛的原因。再从苏、黄、米之间的相互题跋研究,窥探书家之间书法风格的品评标准、书风的高低;米友仁对米芾其书迹真伪的鉴定;及题跋中透漏出他人的书学取向;使我们多方面了解苏、黄、米,也得出宋代题跋的价值。     

打赢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必须提升公共文明

和平的年代没有硝烟,但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考验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各级党委、政府当然首先责无旁贷,但每一个人努力提升公共文明,增强公共意识,践行公共道德,规范公共行为,才能打赢这场群防群控的人民战争。公共文明是指发生在一般公共场合或公共生活的言行规范。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公共文明素养,主要表现为能否遵守社会所要求的规范秩序。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