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遗珠:管窥李京及《云南志略》

<正>樊焯的《蛮书》(1)虽记载关于云南一些历史,但未成专门的云南地方志。民国时期的《新篆云南通志》认为"云南有志,当自李京的志略始"可见李京的《云南志略》不仅是元代的云南地方志,也可为简略的云南通史。该书又名《乌撒志略》,陶宗仪所说《云南杂志》也应为《云南志略》。作者李京(2),"其诗总题曰《鸠巢漫稿》"(3),已缺失,尚有在云南时所作之诗收在后世云南志书中。据虞集、元明善及其所作《云南     

最早报道孙中山逝世过程的《群强报》

<正>201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90周年纪念日。2014年,我从河北一位报刊收藏爱好者处,淘得一份十分珍贵的《群强报》,该报出版于1925年3月14日,时隔一天就报道了孙先生逝世的新闻。我查阅多方资料,从目前公开的报道来看,这份报纸是最早详细地刊登了孙先生的病因和逝世之经过。这份《群强报》为正、副两张,我只收到了正刊的那一张。现就将其摘录如下,以还原当时的细节。     

征稿启事

《新疆地方志》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主管、主办,是新疆唯一一家地方志理论研究、学术指导性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办刊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指导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为推动新疆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理论指导作用。《新疆地方志》组织开展方志理论研究、传递修志信息、交流修志经验、指导修志实践、评介     

大师频出 黔书传远——清代贵州书法谈之三

清代中前期,贵州真正完成了改土归流,整体进入到流官统治时代。外来入黔官员、商绅、士子大增,民风大开,文教兴盛,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真正融进了全国文化圈。自周渔璜名重京师后,贵州又陆续走出了陶廷杰、张日晸、陈法、花杰、杨芳、丁宝桢、李端棻、黎庶昌等一代名、重臣,他们在全国的影响,自然也提携了贵州文化的地位。再加     

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正>过去30年,注定会被未来的史学史所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繁荣,还包括电脑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研究手段的更新。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黄一农:《两头蛇——     

“百家争鸣新论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诸子学论坛综述

<正>2014年7月5日至6日,"百家争鸣新论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诸子学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协办。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诸子"百家争鸣",古文献研读以及学派、学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主题报告中,刘家和《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观》充分挖掘了《老子》之道蕴含的哲学意     

《米巫祭酒張普題字》補釋

《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全文,宋洪适對碑文作了綜述,云:"此碑有天師道法及祭酒、鬼兵字,而云受《■經》十二卷,蓋諸張妖黨指傳授之約,頗合史氏所載。"本文對"張普題字"以及該碑所在地作了分析。傳授之約或是祭酒向初入教的道徒傳授道家關於宇宙原始以及長生之道的基本觀念。此碑實是現存罕見的爲後人留下史籍未備的五斗米道入道儀式記録。     

祁连骑迹

祁连山是一座知名度很高的山,因为历史书中总会提到它。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山的三种景致:祁连山的东部降雨相对丰富,植被繁茂,森林蓊郁;中部的祁连山以哈拉湖为中心,雪山多,冰川壮丽:西部则呈现出荒漠景观,千沟万壑的大山寸草不生,具有一种苍凉的美感。站在祁连山面前,看山峦起伏百里不绝,内心受到震撼的同时,依旧觉得云雾缭绕的它深邃如谜。只有真正深入,亲自走过,才会明了巍峨的雪峰,是如何伸向荒漠,成为了甘泉。河西走廊又是怎样在这座山脉的庇佑下繁衍生息。     

毕仲衍《中书备对》目录的发现及其意义

北宋毕仲衍所修的《中书备对》今已散佚,传世的一些文献尚存其中少数内容。《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西台集》中收有一篇题名为《毕仲衍〈上编次官制卷目稿札子〉》的奏议。据考证,它是毕仲衍进呈《中书备对》时所上的奏议,与元丰新官制无关。其中的“卷目”,正是《中书备对》的目录。这个目录的发现,对考证此书的卷数、了解该书的内容和辑佚这部残存文献有重要价值。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