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流亡者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争

18世纪末,一批英国激进分子流亡到美国,在美国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文化分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98年,在英国“反雅各宾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党主导的政府制定了《惩治煽动叛乱法》,严厉打击反对政府的言论,防止共和党和“雅各宾派”颠覆政府。英国流亡者以英国政治为参照,抨击法令,谴责联邦党效仿英国体制,在美国建立贵族统治,剥夺公民自由权利。流亡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政治修辞广泛传播,形成强大公共意见,最终促使法令失效。流亡者的介入使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呈现鲜明的跨国性。     

伟大的事业 平凡的足迹——读《晏阳初》有感

近日,作家苗勇撰写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欣慰之余,欣而允之。晏阳初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生于四川巴中,曾留学美国,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奉献70年,毛主席盛赞他“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晏阳初曾被国际社会尊崇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是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之一。我长年从事文学工作,多次到晏阳初的故乡巴中采访,对他毕生从事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感佩于心。     

杜波依斯对解决美国黑人问题道路的探索

杜波依斯一生都在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但是,在不同时期,他对美国黑人问题的认识不同,解决方案因而不断调整。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后现代思潮中,对美国外交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解构主义层面看,学者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关注"认同政治"主题,深化了对美国外交之国内文化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理论层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印度学者提出的"庶民研究"方法的运用,刷新了关于美国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后现代理论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学术上的积极意义,但少数后现代论者关于美国外交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激进主张,也引发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事实证明,这些激进论者没有领会并贯彻后现代主义平等、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质。     

模糊不清的“共和主义”:费城工匠的诉求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发展,费城工匠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他们借助“共和主义”的话语追求“公共利益、自由、平等与独立”,以表达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工匠的共和话语蕴含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反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极其复杂的多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工匠与倾向于“精英统治”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工匠内部。当工匠将这些复杂的价值取向转化为行动后,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匠促进公共利益的诉求转化为反对精英拥有特权的行动,推进了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在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使美国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美国“战时总统”的危机应对术

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左)。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中)。小布什,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右)。疾病以外,战争、灾害、萧条,无一不是国家的危急时刻。在现代总统制下,从罗斯福到里根,从小布什到特朗普,均被认为是“战时总统”。     

近年来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以2016年大选为例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近年来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要背景、路径与方式,并以2016年美国大选中华人参政现象为例,分析了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特点、新趋势,探讨了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局限与瓶颈,以期形成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未来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论文认为美国华人参政的未来趋势主要表现在:第一,美国华人政治参与仍将保持强劲势头,但政治弱势地位也将长期存在;第二,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初步形成并将长期发挥影响;第三,美国华人族群是否团结,将成为能否保持参政上升态势的重要决定因素.     

美国进步主义视角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进步主义思想早已在美国得到发展,主要以拥护威尔逊总统内政方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以及持更具批评性意见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进步主义各方代表们各持己见,表现出不同反应,这不仅在美国引发了对俄国革命的排斥,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俄国激进主义的必然性、有效性进行合理化理解的尝试,从而导致威尔逊政府在对俄政策的制定上发生了混乱局面,也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