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信仰·再现:辰巳山庙会研究——以鲁中三镇缠足女性信仰生活调查为中心

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通过田野调查方法针对其信仰生活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2009-201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博山镇缠足女性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辰巳山及周边地区信仰风俗的调查,以及对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属使用、保存的庙会手抄经卷的分析,尝试勾勒出当地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基本面貌,并揭示其在信仰习俗传承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本文从讨论马可·波罗“漏写”缠足问题而引发对元代缠足现象的探讨。在对元代文献中的缠足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作了考辨后,作者认为:一、元代常见的“金莲”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穿上女鞋的缠足,也用以单指缠足;二、其它称谓有罗鞋、绣鞋、弓鞋、凤头鞋和玉钩等;三、元代女鞋的显著特点是窄和弓;四、元代后期已有“三寸金莲”之类的记载,尽管当时这四个字尚未连用在一起。缠足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文献资料和元代九双窄而长的女鞋(可称作“窄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推论:元代缠足主流是将脚的前部缠得窄小,到了元代后期虽已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但尚未成为主要制式。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不可能闻见后来才流行的“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而且他在华期间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也可能尚未闻知当时汉族妇女已有的将脚缠窄的习俗。     

清朝下诏禁止缠足

<正>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妇女的福音,清朝皇帝最近终于下旨禁止妇女缠足。此外,清朝太后正逐步拨款,免费为妇女创设学校,进入这些学校的条件是不许裹足。太后本人是个从不支持缠足     

缠足风习与满族马蹄底鞋源起考述

马蹄底鞋是满族妇女的典型服饰之一,它的出现与清代汉族妇女的缠足习俗不无关联。本文就两者的源起、发展及其政治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指出马蹄底鞋的出现既有汉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浸染影响,也有追崇社会时尚的心理原因,更重要的是符合了满清入关后在维护民族特性的同时尊崇与实践儒学的需要。     

妇女解放

<正>封建社会,女子无异于男子的附属品,她们缠足、细腰、束胸、穿耳、剃眉等,不惜损坏身体来满足男人,身心备受痛苦。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妇女开始获得解放。她们从形体到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地位     

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

在近代反缠足运动中,国家权力对缠足的干预与控制呈逐渐增强之势。但这基本不是由于官方的主导,却主要出自知识分子的要求。从19世纪末年开始,传教士及趋新知识分子便以清初对缠足的禁令为蓝本,吁请朝廷重申严禁缠足之令。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从救国保种的角度申论严禁的必要,其要求官方采取的干预措施也越来越全面,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出现只要是救国救民,则苛政即为仁政一类非常极端的主张。在舆论压力下,一些地方大员也奏请朝廷严定禁令。引起朝野参与的争论,折射出对国家功能的不同理解。基本上,从清廷到北洋政府,都想要维持不以国家的强制性功能干预社会民生的传统,但趋新知识分子却一直呼吁并期待着国家对民生的控制。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成立,则不仅很快以政令禁缠足,后来还上升到以刑律处置缠足者的高度。     

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戒缠足思潮

约自晚唐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妇女缠足现象。此后缠足陋习不断发展,竟形成了“小脚拜物教”,延续近千年。广大妇女纤纤金莲中的血泪,虽曾有有识之士针贬其陋,如宋代车若水在《脚气集》中言道:“妇人……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足,不使何用?”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警觉。鸦片战争后,戒缠足思潮开始萌芽,在戊戌维新时期终于形成,至辛亥革命时期日趋高涨。这一思潮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我们也应看到,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戒缠足思潮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对戒缠足思潮的形成与高涨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一、…     

爽一把

在滇南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小脚拐拐,拐到通海,不吃大鱼,就吃螃蟹。”这说的是云南通海发达的渔业,也道出了这里小脚女人的普遍。云南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没有缠足习俗,但随着明朝时期汉族大量迁入,缠足习俗也带入了云南。当时通海妇女大多在家从事纺织或家务劳动,致使裹脚之风盛行。然而,即便是一对“小脚”,这些开朗的通海六一村的妇女们在繁忙的家务之余也没有忘记爽上一把。     

缠足与束腰

八国联军的入侵，让慈禧深深领教了洋人军队的厉害，因此，弃城出逃一年多的慈禧返回京城后，为了振兴大清、挽救处在危机中的政权，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