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

20世纪中期以来 ,研究者先后提出过不同的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编年框架。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三阶段说 ,二里岗———殷墟二阶段说。近年由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遗址以及邢台曹演庄、东先贤一带的考古发现 ,一个新的商王朝历史编年框架逐渐清晰起来。     

建安文学系年订补

关于建安文学史料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在前贤考订的基础上,对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间有关作者生平及作品系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涉及蔡邕、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卫颉、公孙瓒、丁冲、李朝等九人。     

长江下游地区玉钺之研究

马家浜化的石钺属工具或武器,从崧泽化开始石钺已兼县实用与礼仪的双重功能,玉钺从其出现就一直扮演着权力标志物的重要角色。     

一本质量不高的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校勘略记

《毛泽东述编年索引》(以下简称“《毛编年》”),王作鑫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录毛泽东稿及相关信息12325条,是中国目前较有分量的一本毛泽东稿编年作。编下了较大的功夫,这是不能抹杀的。但通过对该书1949年10月1日以前部分进行校勘(1949年10月1日以后部分,俟以后校勘),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以下将校勘的情况作一陈述,     

凤翔南指挥西村商周墓地再析

本文利用近年来陕西大周原地区商周时期陶器分期编年的新认识,重新讨论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商周墓葬的时代与墓葬内涵的差别,进而探索西村墓地的形成过程,并观察"新族群"融合的历史经过,透过小型聚落的族群重组以研究周人分封制度的发展。     

谷永生平著作编年勘误

谷永是西汉成帝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政论文作家.目前对谷永生平著作的考察比较分散,且存在不少错误.勘正这些错误,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他的人生经历和著作,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他的政治和文学思想.     

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

流传至今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     

重庆奉节先秦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来自长江三峡库区的两个考古学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重庆市奉节县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近十年来,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对该县三峡水库淹没区地下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先秦时期的重要考古收获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对三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辨识出了五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次建立了奉节县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坐标,也为整个重庆三峡库区的先秦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把可供比照的标尺。二是找到并确认了川东地区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老关庙下层文化,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整个重庆三峡库区的新石器文化搭建了一个认识和讨论问题的平台。     

甲午战败后清廷何以不敢再战

甲午战争中,清廷内部对于战与和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整体而言,怯战心态始终如影随形,堂堂天朝上国竟然主动向蕞尔小国日本表示屈服,这在时人和后人眼里颇觉难解。百余年来,人们往往站在旁观者立场审视这场战争,甲午战争中清廷何以难掩怯战心态,战败后清廷何以迅速求和,是不敢再战还是不能再战,促其作出求和决策的动机何在?回到甲午年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视皇朝生存为头等大事的清廷,自然     

《莫友芝全集》诗歌补遗及佚诗的校勘与编年

莫友芝是清代道咸宋诗派著名诗人,其诗歌除了收入刻本《郘亭诗钞》和《郘亭遗诗》而外,很多都是以稿本和钞本的形式保存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现经过整理,已经编入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套《莫友芝全集》中,可谓完备。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两部《莫友芝全集》所收莫友芝诗歌犹有遗漏,在佚诗的校勘与编年方面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