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     

陈云对我国对外开放思想基础形成的贡献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陈云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研究文献中,大多围绕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施行,涉及到市场问题,也基本上限定在国内市场的范畴。本文从国内外市场对接的视角探讨陈云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认为陈云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两套本领(简称“三个两”,下同),确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3页),但是,他不仅在其大量关于发展对外经贸事…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的变化,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高度相关。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近尾声的时候,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迁？每一次的变迁对政治、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制度最终做什么样的定位呢？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新形势下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正>随着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正在掀起新的热潮,为综合档案馆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快了综合档案馆融入信息社会的脚步,提升了综合档案馆的社会知名度,使档案信息在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档案信息化建设是新时期档案馆工作中一项基础性业务工作,是档案馆工作实现历史与未来有机连接的战略举措,是摆在每个档案馆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档案信息化之路。     

续志体式的改革

<正>体式,即体例样式,是指一部地方志书的结构格局。从古至今,地方志的体式大致有平列分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三宝体、三书体、编年体、篇章节目体、条目体、篇章节条目结合体等。首轮修志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篇章节目体①,个别的如《齐齐哈尔市志》、《玉溪地区志》、湖南《辰溪县志》、云南《潞西县志》等采用了条目体。     

苏霍姆林斯基研究性学习法述评

在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是利用原有的知识经验主动地获取知识。因此,他强调教师在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引导学生运用研究性学习法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究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关于研究性学习法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教学方法理论,对我国各级学校正在进行的教学方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十一五”期间黑龙江省农业科技项目管理改革探索

<正>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努力实现“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黑龙江省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商品率极高(可调出的商品粮在65%以上,水稻高达70%),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     

民国时期汉口市政改革概说

80年前,在国民革命风暴和北伐战争洪流之中,武汉区划建制由分治而归于合一。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汉口、武昌、汉阳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4月16日,武汉市政委员会宣誓就职。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统一了三镇行政建制。下面这组文章就是为了纪念80年前这个有意义的日子。[编者按]     

别出心裁，力求新意—读杨军、王秋彬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杨军与王秋彬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是国内学界有关中朝关系史的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作。该书充分发挥两位著者的学术专长,实现了多学科科际综合考察,从国际关系体系演变角度出发将中朝关系划分为3个时期,并且通过广泛征引先行研究与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见解。书中亦有文献参照范围不够充分、个别论断有失妥当,以及其他细节方面的一些失误,然而瑕不掩玉,仍为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