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志见证基层法制建设历程--以广东新修方志为例

与历代志书相比,新志书将政法作为独立门类加以记述,这是方志体例一大创新,也是对传统方志体例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新志书重点记述了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等法制建设发展情况。但新方志对法制建设历程的记述普遍存在过于简单化、表面化的问题,因此续修新志书时,应充分总结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究新中国法制发展的深层原因。     

地方志的"官书性"和"社会性"

地方志具备官书性和社会性。官书性主要体现在修志体制及志书的权威性方面,社会性体现在内容和功能两方面,二是一对矛盾体。首届修志由政府主持,政府部门提供入志资料,志书记述政府行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可以反映社会全貌。续志则要记述社会的复杂多变性,因而要解决好官书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站在社会的角度,反映社会全貌。做好资料筛选,这样才可修出精品。     

续志编修的“三准备”和“三确定”

上届修志下限至今少则已逾十多年,多者已近二十载。如果按照20年编修一次的话,则各级志书的续修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今天的续修有着20多年修志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经验的积累,基础比较扎实,这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也应该看到今天的修志队伍面临着严重的青黄不接,     

首修实践的总结 续修工作的指导——读林衍经《方志编纂系论》

<正>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衍经先生的《方志编纂系论》近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1万字。是著不以“编纂学”命名,而以“编纂系论”为题,其用意是出于总结实践、指导实践的愿望。这一写作愿望和目的,著者在“前言”中披露说:“力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     

续志要吸取首届志书出现“硬伤”的教训

首届修志,从已出版的志书看,特别是早期出版的志书,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史实不准、数字有误、文表矛盾等“硬伤”。     

警钟入志 功在长鸣

近些年,“警示”之涵义在新闻媒体和人们口头上表露频率越来越高。比如判处胡长清、成克杰后,中央关于进行警示性教育指标尚未下达,人们就纷纷奔走相告,热烈议说。警示之内涵与教化之内涵相近,可以说即属资治又是教化,是教化与资治的一种特殊手段。本次续志,应将警示内容存史,警钟入志,功在长鸣。     

省地方志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续志学术研讨会召开

11月5-6日,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续志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89人,省政协副主席、中指组成员、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段绪申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省社科联副主席廖进、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周志,中指组赵挹斌应邀出席了会议。     

续志要解决“官书性”和“社会性”的矛盾

王卫明在《地方志的“官书性”和“社会性”》(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诸多特性中,还应加上“官书性”和“社会性”。官书性主要体现在修志体制及志书的权威性方面,社会性体现在志书的内容和功能两方面,二者是一对矛盾体。     

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经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批准 ,在全国续志工作启动之际 ,本刊全文转登《中国地方志》2 0 0 2年第 5期上江泽民同志 1987年 5月 2 6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和中指组《亲切的关怀殷切的期望》一文。这篇讲话内涵丰富、思想精辟、语意深远 ,无论从当时还是现今实际看 ,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地方志机构和广大修志工作者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 ,要认真学习 ,深入领会 ,努力贯彻讲话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动员组织各方面的力量 ,把地方志这项意义重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论北京建城之始

1987年是元大都城开始兴建的720周年,而今天的北京城正是在元大都城的城址上继续修建和发展起来的。当时在北京史研究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诸同志的倡议下,曾举行了元大都始建720周年的科学讨论会作为纪念,这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