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办公厅到交通厅调研修志工作

2007年3月28日,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蔡竞一行七人到省交通厅调研第二轮修志工作。省交通厅副厅长陈庆初、办公室主任涂正国等参加了会议。交通厅史志总编室总编辑黄丽从机构设置、工作领导、行政管理、拟订编纂方案、创新编纂模式、强化质量管理等方面介绍了交通厅修志工作情况。     

雍正朝大运河治理及机构协作研究

大运河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清代是大运河治理的集大成时期。为治理河务,雍正帝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整饬康熙末年运河治理中存在的弊政;另一方面,通过河政改革,协调河、印关系,实现河、印“一体”。通过此次治理,大运河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有效提升,有力地维护了清朝大一统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以差异化经营提升旅游观光农业竞争力研究

旅游观光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兴产业,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生态于一体。它有别于一般的观光旅游,也不同于通常的农业,既能给消费者提供休闲的场所,又能带动农业经济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还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环境,助推农村发展。但当前部分旅游观光农业经营模式单一,特色不鲜明,市场竞争力不足,陷入恶性竞争,各地应根据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实行差异化经营,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观光农业,提升竞争力,实现良性竞争。     

家父余宝田之死

家父余宝田,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在河南禹州和安徽亳州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药材经营商和民族实业家。他在1944年5月7日禹州沦陷后被日军杀害,终年50岁。     

“嗜酒成性”的医学认知转向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酗酒治理

在近代英国,随着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关注和神经医学的发展,有关饮酒的病理学知识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得医学从业者在对待习惯性醉酒问题上,开始摆脱以往具有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强调嗜酒是一例需要医疗干预的、成瘾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逐步从医学专业知识层面确立醉酒解释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一批医学从业者致力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社会改革活动,形成了专业化的社会团体,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争取议会立法,敦促政府建立专门用以治疗嗜酒成性者的收容机构。由于收容治疗触及人身自由问题,因此在议会辩论中争议较大,体现了在治疗特殊病例时医学认知和自由原则的消长平衡。1879年、1888年和1898年颁布的有关酗酒问题的一系列法案尽管是多方力量折中的产物,却标志着机构化处遇在应对嗜酒习性中的尝试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力的确立,是英国酗酒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经商与爱人--关于稻盛哲学的挑战性

稻盛和夫是日本京瓷集团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2001年3月的年营业额超过4兆日元(大约为2700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达4500亿日元(大约为300亿元人民币)”。^[1](P3)是什么使稻盛和夫在经营上成就这一辉煌伟业的呢?这便是,由以“敬天爱人”的基本思想为核心构架而成的稻盛经营哲学;以及靠商业伦理道德成为赢家的超凡境界。     

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对外流播及其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1959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仑出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探讨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该书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角度,着眼山东乡村并专注农民阶级,从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彰显了近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的独特性,在利用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该书还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该书外译英文后,为西方学者推重,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该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意义。     

战时国民政府推进省行政改革之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省行政呼声高涨,蒋介石对此高度重视,通过改革试点,探索省行政改革之路。主要是调整和完善省行政系统,精简省政府机构,强化省政府权力。战时推行省行政改革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省行政改革程序虽无不妥,结果却差强人意。各省对行政机构调整与裁撤态度并非一致,诸多省份未能切实奉行政院令推行改革,强化省权亦不符合战时集权政治的需要,加速各省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     

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措施初探

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致使在渝外国使领馆、军舰、新闻机构、洋行、教会及其附属医院、学校等遭受多次轰炸,给第三国机构及外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面对日军暴行,各国纷纷采取迁建使领馆、提出抗议、修凿防空壕洞等应对措施.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外国机构的轰炸,是日本为达到其战略目的,以牺牲在渝第三国利益为代价,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必然结果,是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公开践踏,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全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