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综述

自“唐宋变革”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唐宋时期城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之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区域城镇化探讨,又取得了较多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的专著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另有施坚雅《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张邻《唐代的夜市》,黄正建《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崔功豪的《中国城镇发展研究》,     

追溯先辈之识见: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与“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诸多问题上,不少学者对先前的主流意见提出了挑战,发表了不同于教条主义的见解,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对话与争鸣。然而,如果将学术史不是仅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是扩大视野,拉长时段,往回追溯,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学者提出乃至进行论证了。即便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虽然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入,但严肃或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并未间断,仍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新时期以来的"新"观点亦极为相似。如果没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不了解这一学术源头,而动辄自称为"原创"性研究,就是一种缺乏清醒的自大了。在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不妨放慢脚步,在前行的同时适当回顾,反思之后再往前走。只有如此,学术之路才能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     

记忆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历史学中,过去的在场直到"记忆转向"(memory turn)发生后,才被认为是用以理解社会史、政治史和经济史中各种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这便是记忆对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的意义。借助记忆去思考的话,之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象,便会获得全新的含义。记忆研究与一切要求革新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它揭示了之前未被注意的各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动向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历史主题的探讨》两本著作,从多个领域和角度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及现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立足新形势、新角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目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等问题,显示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对这些新动向我们进行了介绍,尽管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与其并不相同。     

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先驱

<正>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讲述"专栏播放了近代著名学者陶希圣之子陶晋生忆述其父当年叛离汪伪集团、揭穿日伪密约的全过程,观后使人感触良多。多年来,因陶希圣一度误入汪伪集团,又因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长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环境基础”学术研讨会综述

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城乡市场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环境基础,不仅是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发展日臻成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核心话题。事实上,地理环境之于区域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影响,不单体现在作为长时段背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即便是市场结构本身亦可看作是一个构成全息社会图景的重要人文地理要素。     

《宁可史学论集续编》读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宁可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已六十余年,对于史学理论、中国经济史、敦煌学、隋唐五代史诸领域均多有创获,成就卓著。其论著多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为《宁可史学论集》（1999年）。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宁先生的第二本论文集——《宁可史学论集续编》。本书是先生近十年来成果的新总结,也是他笔耕不辍,孜孜以求的最好见证。     

经济史: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实证主义——答倪玉平先生

在拙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①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曾坦承,这本书肯定仍存在很多问题,我全不敢奢望它的出版真能‘填补空白’或者‘解决’这个疑难课题,倒是在内心准备它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批评标靶(第419页),这是笔者的真实想法。一项学术成果的问世,自然希望能为相关研究的整体进步作出贡献,并引起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研究关注度的提升,无     

从西北汉简看两汉河西边郡地区物价

本文主要参考西北地区所出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资料,对两汉时期河西边郡地区的土地、粮食、肉食、马牛、布帛、衣物等多种物品的价格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初步理清了这一时期物价波动的大致情况,以期对研究两汉经济史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