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迄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迄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加之明清时期生齿日繁。导致地狭人稠,食不足用。继之而起的过度耕垦,使山间瘠田、村边角地都得以利用,甚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终导致许多山地丘陵地带“遇积雨则河水暴涨,其势奔腾而不可遏,往往啮田为害;数十年来洗荡民田千有余亩,尽成沙砾”。与森林破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一些护林碑刻,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们保护森林、树木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基于朴素的生态观念和风水意识,加强对寺庙林、风水林等的保护,其目的并非出于自觉保护林木,但客观上还是达到了保护林木的效果。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人们切实意识到破坏林木对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加强对林木保护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的滥砍乱伐,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它们或竖于田间地头,或立于祠堂庙墙,警示人们禀遵毋违。这些碑刻资料大都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乡规民约性质,是珍贵的民间环保史料。其记载的有关破坏森林的性质主要是习见不鲜的一般性砍伐,不同于大规模的军屯民屯的毁林开荒,故而鲜见于文献记载。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     

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信息工作座谈会召开

2007年5月15日-17日,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信息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此次会议旨在第二轮地方志工作全面展开之初,进一步加强地方志资料信息工作,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地方志续修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志书质量

志书要坚持以人为本编纂思想,充实志书的人文内容,拓宽资料搜集渠道,开展调研活动,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活动和生产生活状况。     

加强鉴证与精选提高志书质量

针对已出版的志书中存在入志资料欠典型,记述材料的片面性、孤立性及选择不该入志的资料并为之设立篇目等问题。提出提高志书质量要注重对入志资料进行鉴证,精选科学、典型资料和组织系统资料入志。     

馆藏纸质文物霉菌病害防治方法探析——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例

霉菌是纸质文物保存过程中常见的一类病害。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现存有大量古籍、字画、档案等纸质文物,其在保存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霉变。为了更好地防治这类现象的发生,已有研究从环境因素、霉菌类型及防治方法三方面进行探析。     

加强地情信息中心建设的思考

20纪世90年代,全国一些地方在基本完成第一轮修志工作之后,纷纷筹建地情信息中心(或称方志馆)。地情信息中心是指收集、整理、存储一个地区自然、地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和现状的信息资料,并能为该地的发展提供服务的机构。地情信息中心的建立,一方面保存和展示了第     

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

史籍记载：商汤“剪伐夏祀”,“设都于禹之绩”,“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汤灭夏而兴建的这座新都即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这座商早期城址乃古毫之一,汉以来学者习称之为西毫。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学术界有言其为桐宫者。笔者认为,桐宫之说确有其据。但桐宫却不能概指偃师商城,因为桐宫应仅系偃师商城的宫城。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申述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的五点理由。     

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札记

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一书是迄今为止研究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与“二拍”的最重要的小说资料参考书,其搜罗与“三言”与“二拍”成书有关的本事及相关资料十分宏富,足资学者研究所需。但该书也存在一些瑕疵：对所收资料多系罗列,对其与“三言”与“二拍”各篇的关系缺乏必要的深入考辨,故使本事与后出作品间的关系不甚明晰,特别是对本事的远源与近源的辨别上贵远贱近等;偶有资料失收;所录资料与“三言”与“二拍”并非相关等。本文就经眼材料为据,对此诸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     

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