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发掘简报

2013年淮安市博物馆发掘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共清理汉墓97座。墓葬形制多样,排列有序,共同位于一大型土墩之下,与淮安地区传统族葬墓有明显的区别。墓葬随葬器物丰富多样,器物组合时代特征明确。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及排列情况分析,墓葬时代在西汉早期至东汉时期,墓葬之间在年代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是一处大型汉代土墩墓。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淮安乃至苏北地区汉代墓葬特别是汉代土墩墓类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材料。     

江西纪年墓出土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研究

本文在对江西各地出土的116件明代景德镇纪年青花瓷标本进行器物形制、胎质釉色、装饰纹样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民窑可按照其自身发展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     

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河西地区唐墓考古研究回顾与展望

河西地区唐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始自20世纪40年代,经过近百年来的发展可谓成果丰硕。学界或从出土墓志出发,对墓主人的家族世系、民族郡望、和亲与入侍等方向进行研究;或从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出发,对其所反映出的丧葬制度、文化意涵、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诠释。但总体来说,河西唐墓的研究相比其他地区唐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性论述较少,考古学方面的诠释不足,对于多民族交融历史大背景的考虑也有所欠缺,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拓展。     

荆门市麻城镇斗笠岗南朝墓发掘简报

荆门麻城镇斗笠岗墓地发掘了七座南朝砖墓,均早期遭破坏,但墓葬形制仍较清晰,具有较强的地方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批墓葬的墓砖种类繁多,纹饰丰富。这批墓葬的发掘,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面貌。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

长久以来,霍去病墓雕刻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被多次移位,其原始位置至今未得以确认。墓葬雕刻原境信息的缺失,是导致现有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早期调查报告与近年的考古勘探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雕刻原始布局进行初步复原,探究雕刻与封土、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及雕刻间的组合关系,并讨论其意义,试图重构其历史情境。     

守望家园

还是在中学时代,不知不觉之中,我爱上了文学。也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发现自己特别爱好乡邦文献。凡是写苏州的东西,就特别留意。寒山寺,我去体悟《枫桥夜泊》的诗境;读了《沧浪亭记》,去观赏沧浪亭的景致,好象在冥冥之中去和苏舜钦作心灵的沟通。《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就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