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的谋篇布局

陈寿用纪传体写分裂时期的历史,并且把三国统为一书,这在体例和编纂方法上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在谋篇布局上,陈寿视野开阔,不仅着眼于魏、蜀、吴三国,而且看到了三国之外的天下全貌;不仅关注三国鼎足而立的格局,而且纵向考察了由汉末群雄纷争到三国分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因此,在结构安排和内容记述上,<三国志>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主次分明,纵横结合,从而较好地反映了该时期的历史面貌和特点.     

班彪与《北征赋》

班彪（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出身世家,其先祖班壹于秦朝末年曾避难于泥阳（今甘肃省宁县）一带,故泥阳有班氏庙;祖父班况,汉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班稚,汉哀帝时为广平太守;姑班健仔,少有才学,汉成帝时被选人宫,立为健仔,善词赋。班彪曾到天水郡（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北）依附隗嚣,著《王命论》劝嚣归汉,不听;又到河西为窦融出谋划策,劝融支持汉光帝刘秀。东汉初,任徐令、望都长。班彪专心史籍,“才高而好述作”,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续作《史记后传165篇。其长子班固继承父业,修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名著《汉书》;其女班昭又继续完成《汉书》的八表等;其次子班超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为东汉名将;超子班勇,任西域长史,熟悉西域情况,《后汉书》西域传所述风土民俗,“皆安帝末班勇所记”。     

对中国史学主观诘难的再商榷

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为人知晓,而其亦常常因此而被人以偏向主观所诟病。西方史书实则亦存在此类问题,但却极少被人提及。本文通过比较中西史学之间的异同,探讨中国史书所具有的性质是否能够成为被诘难的理由。     

吴道南及其《国史河渠志》

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是万历年间陈于陛主持的官修“国史”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之一,现存于《吴文恪公文集》。本文从史料来源、内容体例等方面对吴道南《河渠志》作了深入考察。除了明代历朝实录外,作者还用了《大明会典》、《兖州府志》、《河防一览》及明人治理河渠的奏疏等文献资料。该志具有以下优点：首创了在志书中附载图册的体例,或第一次提出了这种设想,对后人修此类志书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可清楚地表达出用文字无法叙述的内容;叙事详细;时间清晰准确;在记事中常加入简单评论,极有益于读者加深理解,搞清一些深幽难见的联系。不过,它也存在一些缺点。但总得来说,它不愧为一部成功的纪传体志书。     

续修省志专业志中可设人物专章

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钱穆先生认为,司马迁《史记》之纪传体所以成功,乃因“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9页）我国正史和地方志一向重人物．旧志就有“一部志书半人物”之说——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对人物的记述是十分重视的。旧志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物,是因为入志人物有“矜其乡贤,垂范后人”的作用。新编志书继承了修志传统,所编志书都设有人物志。     

土地志体裁运用和编纂方法浅探

在编纂土地志实践中,总结出土地志体裁运用方面主要使用纪事本末体,重点用好记述体,用活编年体,合理使用辑录体,慎用纪传体。     

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史料价值探微

纪传体国史纂修是清代官修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卷帙浩繁的纪传体清国史记录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沧桑,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纪传体清国史是清代人物传记之渊薮、典章制度之总结、民国初年所修《清史稿》的重要史源,并可校补《清史稿》舛误。虽然纂修者为维护统治者的形象和利益,不惜曲笔隐瞒历史真相是纪传体清国史之不足,但从整体上看,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仍然是清国史纂修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