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朝佛教造像碑

造像碑是北朝盛行的一种民间佛教造像形式。本文以大量的实物资料为例,从碑体形制的演变、雕刻题材及造像组合、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造像题记及书法艺术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北朝造像碑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浅谈

《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是与正定临济寺有关的现有碑文资料中时代最早者,也是唯一一通专门为临济宗创始人义玄大宗师所立之碑。原碑早年已佚,日本佛教临济宗访华团于20世纪80年代赠送给正定有关部门的相关碑文资料对佛教临济宗及正定临济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炳灵寺石窟大明碑注释

大明碑是炳灵寺石窟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碑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大明碑上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注释。     

剑阁“禁早婚”摩崖碑刻研究

婚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婚嫁是婚姻缔结的第一步。在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婚嫁的时间节点虽然很少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些时期也出现了政府令和地方规定形式的婚嫁时间、年龄要求。在剑阁县发现两块明确规定了男女结婚年龄的石碑。文章以这两座石碑为例,对明代“禁早婚”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     

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

１７１２年，康熙帝派穆克登到中朝边界去本是本国自行“查边”。穆差在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上凿立的石碑，不过是审视水源的标志与证明到达奉旨查边关键地段的纪念物。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双方官员看到该碑矗立于长白山主峰东南麓。朝方硬说该碑是“定界碑”，要求以彼处为基点同清朝政府划定边界。清朝勘界委员会坚申当年穆差出来是为查边，非为定界，故此碑并非“定界碑”。更以碑文与当地江山形势不符，但与小白山江山形势相符，疑是原立于小白山顶，后被人移来，但并未稍指是何时何人所为。清季吴禄贞虽然有力的论证了穆碑不是定界碑，更肯定其位移是朝民所为，但有欠具体。本文用朝鲜历史文献证明穆碑当初实凿立于小白山顶，但穆差方离去，即被朝鲜下级官吏许梁、朴道常移到长白山东南麓，以与其同时非法筑设的石堆土堆等伪边界标识物相连接配套，用以为日后与我争界的证据。此移位的穆碑与伪边界标识物石堆土堆连同“土门”、“图们”两江妄说，构成了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对清朝政府进行谋夺边疆领土国际外交大欺骗的基本内容     

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朝鲜古地图中保存了清代中朝边界的诸多重要信息。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考察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在内容上反映了绘制者对本国历史、地理状况的认知,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北魏霍扬碑校考

北魏霍扬碑1920年出土于山西省临晋县东霍村,在历史、书法、文字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录文至少有近十种。但因原碑剥蚀较甚,各家录文误读之处颇多。文章对各家录文作了汇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霍扬的家世,认为霍扬很可能是晋交州刺史霍弋的后代。     

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蕴

东汉中晚期,私谥和立碑形成风气。私谥和碑铭承载着两大文化内涵：朋党义气和清刚贞亮的名士人格。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断立碑,其显性原因是立碑往往劳民伤财,而且有助虚饰之风。其隐性原因一则出于对党人的反感,一是借以打击清流名士的贞亮人格。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