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奭公德政碑"与清末东北秧参管理

秧参种植向来为清政府所禁绝,在清末发生转变.在光绪六年(1880)秧参弛禁,奉天、吉林等地对秧参征收课税,秧参种植成为一项合法的事业.位于辽宁宽甸县的"奭公德政碑"记录了当地秧参种植户反抗官府征收苛捐重税的历史,见证了秧参种植的由"禁"到"弛"的变化.这通碑还反映出清末秧参管理存在私征瞒报税收问题.在官方厘定税收之后,问题逐渐解决.     

海外的靺鞨研究综述

靺鞨族是东北亚古代文明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俄、日、朝、韩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抱有极大兴趣.19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在对靺鞨族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日本于1660年出土的多贺城碑,以及我国旅顺黄金山脚下发现的册封靺鞨鸿胪井碑,蒙古国于2009年出土的仆固乙突墓志铭,对深入研究靺鞨的历史,厘清与靺鞨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对俄、日、朝、韩、美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与综合比较,并对日本多贺城碑和蒙古国仆固乙突墓志铭的情况加以评述,以使我们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海外各国的靺鞨研究现状,为我国学者的靺鞨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扬州康乾南巡遗迹探访

<正>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扬州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米,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其中最关键的观点是"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他一是从"敬天明理"的高度深刻阐述治水关系民命:"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唯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予之迟之又迟者,以此而深惧予之子孙自以为是,而后之司河者之随声附和,而且牟利其间     

再说贵州麻江高枧夏家入黔史及夏同龢状元

高枧夏家入黔距今有620年;夏同钚的祖父是五岁丧父由母教养的独儿;夏同样出生官宦之家,随父异地为官,生在云南、长在四川,由广东起步,前往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1898年中状元后,即授修撰。1899年与丘逢甲成立纪念文天祥的寿忠社。1904年前往日本法政大学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法政,同学有胡汉民、汪精卫、沈钧儒等。传世的著作主要是编辑《行政法》。回国后1906年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校长）,学生有陈炯明、邹鲁等,教员有松山丰造、朱执信、陈融等。民国后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邴法敬造像碑研究

邴法敬造像碑是中国现存造像碑中十分罕见的隋代造像珍品,其名见于志书和一些专业文章,但仅是涉及部分信息,对造像题材和题记均未有完整详细的资料公布。该文对造像内容全面详细的介绍,并对其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初步研究。     

皇唐三阶大德禅师造像碑

本文介绍的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以三组佛造像为碑的主体,且造像主尊不是三阶教徒口念的地藏菩萨。文章意在说明佛教其他宗派的造像、礼佛风气对于三阶教的影响可能是始终的,同时通过造像内容,对这通唐代三阶教造像碑的相对年代作了大致的推断。     

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

三峡地区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出土了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此碑现藏中国三峡博物馆,长方形,碑首无文字,碑文为阴刻隶书,全文布局严整,字体稳健,是隶书艺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属近百年出土的汉碑中罕见的精品,碑文内容为追溯景代的来源．     

从图腾崇拜看上林唐碑碑主韦氏祖籍

发源于大明山之巅的澄江,挟名山之灵气,从西北向东奔腾而去,至“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的汇水河相聚,汇成清水河,生出一派绿水如带、远山含黛的旖旎风光。尤其是洋渡至覃排段,更是风光秀丽,江水如蓝,翠峰如簇,碧野似茵,宛如人间仙境。而座落在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以下简称上林两唐碑）,也从“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状况中渐露出其内涵丰富、具有很高历史化价值的真面目。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