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亲历记

一、意外地加入了红卫兵 16岁那年（1966年），我想加入红卫兵，那年我读初三。我的一位堂叔当时是村团支部书记，劝我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我说：“共青团那算个甚，快涣散了。如今要紧的是‘入红’，‘入红’能见到毛主席。”     

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

清华附中的前身是1915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教师子弟学校"成志学校";1960年改名清华附中,并成为面向全北京市招生的重点中学,汇集了高干和高知子女。一个偏踞京郊的中学,一群未成年的大孩子,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竟然担当了     

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全国,惊动毛泽东的"1·28"首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斗转星移,至今已43年过去。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的学生们,现在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人有病，谁之过？

当年的红卫兵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有何想法，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了解到这么几种：一种认为红卫兵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错不在他们，锚在指点他们犯锚的路线方针；第二种认为，红卫兵都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革命的，都是由衷地、怀着虔诚的心干革命的，所以本质上没有错；第三种认为，“文革”使红卫兵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最后还被“上山下乡运动”给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也是受害者：似乎各个都有理，谁都没错。     

为有源头活水来

对于许多人来说享受现代生活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和谐安定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种类繁多的食品、衣物,与日俱增的电脑、汽车、楼房等,给人的感觉似乎那么的理所当然,很少听人说起这种昌盛繁荣气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文革”中我曾被假枪毙

1966年8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就在这天的一大早,我被红卫兵从单身宿舍的床上拖了下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脖子上就给挂了一块“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牌子。顿时如坠五里云中,脑海里立即闪出了几天前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那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狼狈相,想不到今天我也会成为其中的一类。     

我在文革中挨批斗的经历

我原籍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的父亲17岁时就离开家乡到北京大栅栏学做生意。他在家乡念过4年私塾,有些古文底子,又能写一笔好毛笔字,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积攒了一些钱在天津买了房子安了家,做布匹生意,又开了一个小织布工厂,所以我上学、工作后每次填表"家庭成分"一项总是填"资产阶级"(实际现在看来顶多算得上是一个"个体户")。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