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带给我的厄运

我于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现河北师大前身)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文革"前夕,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大批判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学术、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耐着性子读完这篇占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2014年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历史的符号在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上,该校文革初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宋称老校长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     

老舍先生自杀前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1966年8月23日编者注),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接着     

我的三伯父刘元林

我家的相册里有一张黑白老照片,它拍摄于1938年,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回国探亲的三伯母用四十年代三伯父带往台湾的一张照片复制而来,家里原来的一张在文革期间已被红卫兵抄家遗失。它记载了一个为华航奉献一生的贵阳人的经历和两岸相思情。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1966年8月5日下午,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8月9日中午,我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紧急匿名唁函。     

来信

"相对贫瘠者"的魅力年年魅力今又是,和往年有一点异样的是,今年的魅力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对贫瘠者",他们的相对贫瘠,多半是相对权力与金钱而言。相对贫瘠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贫瘠。我们的社会,开始将目光更多投射在相对弱势或者相对边缘的人或者人群之上,说明相对贫瘠者的社会能见度增加了,在当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周恩来宋庆龄交往半世纪

周恩来严肃地对红卫兵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