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

正"文革"中周总理设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各地学生热烈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高举造反大旗,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党政领导机关相继瘫痪,指挥功能丧失,国家政治经济陷入混乱。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忧心忡忡,纷纷为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共和国大管家周总理为防止粮食供应在运动中出问题,9月19日,他指示主管粮食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召农垦部萧克副部长到中南海布置任务,让萧克火速赴黑龙江省会同省委书记杨易辰,研究把黑龙江垦区丰收     

广州“文革”中打杀“劳改犯”

文革期间,广州街头曾出现过一股打杀劳改犯的恐怖狂潮。许多被指控为劳改犯的人被群众活活打死,暴尸街头,或者被群众用绳子吊死在树上,情景十分恐怖。广州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是跟着北京的步调不断深入的。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     

1966年四见陈丕显

1966年的中国,云诡波谲;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四次前往陈丕显书记养病处,接受他的直接指示,做了一些工作。多年往事,历历在目。2月份,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在沪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二月提纲》传达到上海市党政机关,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10日,陈丕显秘书余永年通知我去华东医院见正在养病的陈丕显书记;我即赶去,在华东医院病房,陈     

一次“特殊”的抄家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初期,江青通过叶群指使江腾蛟(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人,利用当时在动乱中随意抄家的混乱局面,蒙骗一些部队的指战员和中学的学生红卫兵,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针对一些文艺界人士的"特殊"抄家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从这些人家中搜寻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在沪活动的资料,以供江青对它们进     

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

1968年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萍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接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调查何式翻案问题"的电话指示后,以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作风,立即进行了研究,抽调了专门力量,成立了专案小组,制定了工作部署。     

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当下,"唱红歌"几乎成为专业词汇。对此,我倒有资格说点往事。我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因为自打我会唱歌,普天之下就没有不红的歌了。我母亲王昆是以唱红歌为职业的歌唱演员,她从唱《秋收》《翻身道情》,歌剧《白毛女》……再到《农友歌》,虽然她当过几乎十年的"黑帮分子",但她这辈子没有唱过任何一首不红的歌。我父亲周巍峙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先是在上海搞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何立山的笔名写过《上起刺刀来》等一系列抗日歌曲;后     

秦晓 走出乌托邦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纪实

“文革”初期,毛主席前后接见红卫兵8次,共1200万余人。组织、接待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那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于指挥,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     

“畅观楼事件”真相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当时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组织接待、接见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这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于指挥,把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这种工作关系和亲历其境的场合,使我有幸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一些活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底。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把这些眼观耳闻的鲜为人知的片断、逸事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留给后人,是我的义务和应尽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