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仪征刘氏修志述略

清代仪征刘氏一门三代皆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从清代道光、咸丰时期至民国年间,刘氏三代主持或参与纂修的地方志共有8种,这些方志资料丰富、体例严谨,被学者誉为名志。此外,在修志的过程中,仪征刘氏就方志纂修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体例的制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志的纂修,不仅仅是在旧志体例基础上对原来材料的简单堆砌,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以前所修各种旧志的体例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新志体例。此外,刘氏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方志纂修理论。     

略论方志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

方志文化是围绕志书修撰、旧志整理与志书及资料收藏、管理、利用而形成的成系统的、持久的与不断积累的社会文明成果。其构成包括各项修志法规文件;志书纂修与宣传、保管、利用;方志学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等。方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家国的关系,对于爱家爱乡爱国具有重要的育人作用。它是社会文化系统一支系,介于社会大众文化与上层建筑之思想意识之间,为上下之纽带,关系社会进步之作用甚大。     

续修《昆山市志》体例篇目设计的构想

地方志的特点之一是具有连续性。昆山是苏州东南重邑,历史悠久,历来人文荟萃,是我国著名的“方志之乡”。自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由凌万顷纂修《玉峰志》以来的700余年问,纂修县志达20次之多,平均每35年纂修一次,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新编《昆山县志)(以下简称“前志”)上限溯及事物发端,下限截止1987年,大事记则延伸至1989年9月28日撤县建市为止。字数136．9万字。199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的馆职体系及其职掌

乾隆朝诏开的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是为纂修“清六通”而设立的官方修史机构,稳定健全的馆职体系是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纂修工作顺利展开的必要保障。根据“清六通”书前的《职名表》并结合其他档案文献不仅可以对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的馆职体系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各馆职的具体职掌亦能有更加细致的考察。总裁、纂修及各类勤务人员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为完成“清六通”的纂修作出各自的贡献。     

《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新探——基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的研究

《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签讹档册，是复校官核查分校官签改书籍及誊录官誊抄讹错的记录，呈现了《四库全书》早期编纂的相关史事，揭示出四库馆纂办书籍的细节过程：先由分校官于底本上校改粘签，然后将这些签条移录至校档，同时也有大量校签在改后被直接省去。随后复校官稽查校签内容和缮本抄写情况，如有讹错就直接于校档中增补、删改。馆臣摭取四库底本和校档中的校改记录，汇编成《四库全书考证》和缮录为《四库全书荟要》的按语。《校档》中有两份《新唐书》的校改记录，应分别属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可以明晰荟要处与全书处既密切相关又彼此疏离的复杂关系。     

《明史》的纂修阶段

中国古代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清官修《明史》便是易代修史的产物。顺治二年之后，诏谕开馆修史。惟有明三百年，事迹繁杂，非短时间所能纂述，因此，它的修纂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成书，历时大约95年，前后参与人数达190余人。可以说，《明史》的纂修是清朝一项历时甚久，几经起落的活动，并且与清朝皇帝的史学观念、清朝政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国情形势等密不可分。到了近代，已有学者对《明史》的某些方面作了论述，对于编纂过程，也有很多研究，但其到底应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探讨的问题。     

从《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