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宁海县自建制以来,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宁海县几度修志,由于诸多原因,如今已经大部散佚。对《宁海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由此管窥古代宁海地方志的繁荣。     

乾隆《庄浪县志》初步研究

清《庄浪县志》修成于乾隆三十四年,邵陆纂修。《庄浪县志卷十四·职官》所载：“邵陆,浙江宁波府瑾县举人。二十二年任。二十四年旱荒,请帐恤并请截陕粮五千石以济之二十五年军需。息年谷登,告养回籍。三十二年仍补原任。三十三年承修城垣,新筑南壅城,改门向东。三十四年推升四川宁远府会理州知州。公莅庄两任,勤政爱民,鼓励学校,纂修县志,至今士民感戴不忘。”     

卢沟河名称沿革考略

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有一期节目讲到明清皇帝题词写错别字,说皇史续的“绩”字,卢沟的“卢”字都是错字。乾隆皇帝把“芦”错写成“卢”,臣下为了替他掩饰,竟趁纂修《四库全书》,把大量古籍中芦沟、芦沟桥、芦沟晓月三个词语的“芦沟”字都改成“卢沟”字,以示御笔正确。其实,“卢沟”乃“芦菰”之音转。“卢沟”乃因河畔丛生的芦菰、芦苇而得名。     

试论新编方志的功用

如何开发利用新方志的丰富成果,是目前方志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章就古今方志的功用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用志是新方志的着眼点,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合理科学地利用方志资源,就要树立和实践科学的用志发展观。首先,必须调整用志的理念和发展观,加快用志创新的步伐,包括推进用志工具的创新,推进用志技术的创新,推进用志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的创新。通过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加快实现新方志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提升和改进用志功能,实现用志越来越方便、快捷、实用,促进与繁荣当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全面、准确、翔实的国情、地情信息资源。     

抗金名将丘崇

丘崇(约1140-1208),字宗卿,南宋江阴军(军相当于州)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殿试取一甲三名(探花)。历任华亭知县、平江知府、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建康知府、刑部尚书、江淮宣抚使、资政殿学士、同知枢密院事等重要职务。史学家缪荃孙纂修的《江阴续志》记述了丘崇家族,     

四库馆中的江苏学人简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至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再到续缮三份《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同时完成,四库馆共存在十四年,期间大批学者文人进入四库馆参与纂修工作。根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馆开列的《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四库馆臣总计三百六十人。四库馆中江苏籍学者人数众多。他们学识文才俱优．治学综览百家,贯穿汉、宋,或精于经史,或长于诗古文,为《四库全书》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续资治通鉴》编纂新考

《续资治通鉴》一书,是清代乾隆时期在毕沅主持下,有众多幕宾参与修成。毕沅本人从始至终不仅亲自主持、而且实际纂修、修订与考核史料,是本书名符其实的作者,非依仗权力、财力雇人撰书、坐享其成。在其他参修的学者中,学术界往往强调邵晋涵的贡献,但依据史实考证,可知钱大昕的贡献远在邵晋涵之上。而章学诚曾言《续资治通鉴》二百卷,乃为概略说法,不必因此增添疑窦。冯集梧校订并重新刊刻之《续资治通鉴》,实为全稿,经梳理有关记载,枝蔓歧说均可廓清。     

康熙《江宁府志》纂修述略

自康熙六年(1667)陈开虞首次纂修以来,历经乾隆、嘉庆、同治、光绪间补修和续纂,共形成四种江宁府志:陈开虞纂修康熙《江宁府志》三十四卷,于成龙纂修康熙《江宁府志》四十卷,吕燕昭修、姚鼐纂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五十六卷,蒋启勋及赵佑宸修、汪士铎纂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十五卷卷首一卷。兹以康熙两志略述如下:     

历代《赣州府志》纂修述略

宋以前《赣州府志》的纂修踪迹,可追溯至西汉,惜年代久远,已散佚不可考。但从现存文献来看,南朝宋邓德明《南康记》应为赣州旧志之最早。宋元史志可考者有李盛《赣志》和周梦祥《赣州图经》。明代有唐胄等《虔台志》、董天锡等《赣州府志》、天启《赣州府志》等。清朝时,共进行五次修志。历代《赣州府志》保存了赣州的地理沿草、风俗物产、人物名宦等方面的史料,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帮助。     

明代海南地方志纂修特征

地方志是记载某个时间段、某个区域在各个方面的综合状况,具有综合性、广泛性等特征。明代海南地方志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现存地方志包括《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万历儋州志》,虽数量较少,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地方志的纂修特征,这些特征对海南地方志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