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百年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及其设计创新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发展已经得到了飞跃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各种文化品牌的设计一直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且这些文化品牌的设计逐渐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除此之外,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理念也在不断的进行着革新,因为出现了不同层次的设计形式。该篇文章对百年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发展现状做出了分析,并为他设计创新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乌兰乌拉湖的夜空

与乌兰乌拉湖的相会,从夜晚开始的。也许如同它风格迥然的名字一样,与乌兰乌拉湖的千里相会,相比于我们曾经工作过的湖泊,并不是那么容易。即便是拥有近三十年青藏高原湖泊科考经验的我们科考队伍,从进入无人区以来,也花费了预计时间的两倍,才终于来到它的身边。     

杨雪涛:为红色四明印务树碑立传

杨雪涛是余姚三七市的一名企业家,虽年过古稀,仍健步如飞,精神饱满,壮心不已。他说：＂我人老心不老,退而不休,总想为社会干点有意义的事。＂他从2003年至2015年慷慨捐资为四明红色印务树碑立传。去年会同有关人士搜集整理了三七市的抗日斗争史,联合余姚三七市镇委、镇政府和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编写了《烽火三七市》一书,已在近日问世。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和舆论宣传关系到国内影响和国际声誉,     

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

归义军张氏家族的研究素为学界关注,新出《张淮澄墓志》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张淮澄墓志》中,张氏郡望已作南阳,通过墓志记载可知张议潭的卒年约在咸通元年二月至十二月间。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而张议潮使用"司空"称号的时间至少至张淮澄去世之时,即咸通九年,这为理解张氏归义军与中央政府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     

浅谈如何写好以事系人——以《黑龙江省志·农垦志(1986～2005)》为例

以事系人是指在记述事物发生、发展、变化时写出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系人的目的仍是为写事,即通过人的活动更好地反映事业状况。正确地运用"以事系人",对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提高志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以《黑龙江农垦农垦志》例,从认识以系事人的作用、系何人、系人的方法三方面入手,浅谈如何写好"以事系人",给人以启迪。     

美国进步主义视角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进步主义思想早已在美国得到发展,主要以拥护威尔逊总统内政方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以及持更具批评性意见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进步主义各方代表们各持己见,表现出不同反应,这不仅在美国引发了对俄国革命的排斥,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俄国激进主义的必然性、有效性进行合理化理解的尝试,从而导致威尔逊政府在对俄政策的制定上发生了混乱局面,也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