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归国侨生社团之运作与实践 ——以旅京华侨学会为例

论文以旅京华侨学会所属《侨学杂志》及同期报刊杂志所载相关内容为基础,对于旅京华侨学会之产生源起、组织机构、会员资格及制度规章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并对其筹备与建立过程、出版杂志、推动侨生教育、推广实业与保护侨胞等主要职能与具体活动加以探讨。1919年4月成立的近代中国第一家华侨学术教育团体——旅京华侨学会,是近代以高等学校华侨学生为主的归侨社团,是民国时期具有华侨特色的教育团体,也是国内沟通中国政府与海外侨胞的中介组织,作为近代中国成立较早的华侨教育团体,学会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的作用,在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侨教育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戴维·J.希尔和他的《欧洲外交史》

活跃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传奇式人物戴维·J.希尔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他最为后人记取的是他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开创性成就。他所著的《欧洲外交史》三卷,是欧美学界的第一部国际关系史通史著作,极大地推动了19、20世纪之交欧美国际关系学科的兴起。该著作既清晰描绘了1800多年间欧洲政治的宏观轨迹,又生动展示了欧洲国际关系进程的丰富画面。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对历史主线的精当把握、对历史偶然因素的深刻揭示、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挖掘以及清新活泼的写作手法。这些特点使该著作成为国际关系史学的不朽经典。     

故事类型研究的中国意义——读祁连休先生《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近年来热闹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圈子里,有两个对于大多数人都陌生的著名学者,一个是祁连休先生,一个是马昌仪先生。     

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一、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     

情注敦煌六十载——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事迹简介

自敦煌藏经洞发现百余年来,敦煌这座东方文化宝库就牢牢地吸引和锁定了整个世界的目光。正如敦煌壁画中的“尸毗王割肉贸鸽”所预示的君辟样,虽历经劫难和千难万险,敦煌却最终能够光照寰宇,泽被后世。如今,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文化也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篇最精彩的华章,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库所珍视。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构建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的避暑山庄学

自198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清史专家戴逸首次提出建立“避暑山庄学”学科至今,已近40年。避暑山庄学是承德打造山水园林城市、国际旅游城市的文化根基与灵魂,加强避暑山庄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梳理目前避暑山庄学的学术源流、研究成果,探讨避暑山庄学概念、研究范畴、体系框架,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对于规范和推动避暑山庄学学科建设,扩大学界对它的了解和认识有重要意义。     

地方认同：成都博物馆研学旅行设计研究

博物馆研学旅行教育活动作为家庭、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有助于拓展学生视野和强化地方文化认同。通过研究成都博物馆儿童研学旅行,深入分析其课程设计特点,肯定了其在提升儿童地方认同方面发挥的教育作用。     

密教发展期的忿怒相神灵图像学溯源——“烈火怒焰”忿怒相神灵形象的演变(下)

<正>2.降三世明王降三世明王的梵文为Trailokya-Vijaya-rāja。梵语中Trailokya的原意为“三界”“三世”;Vijaya意为“降服、调服”,rāja意为“王”。这三个独立的词汇连结起来的字面意思为“降服三界（三世）的明王”。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