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史学流派,把史学研究的新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和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治史方法,可以为历史教育学提供更多更科学的依据,历史教育是什么?怎样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教育的功能又是什么?通过研究年鉴学派史学思想,让我们对这些问题研究在角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书香宁波，别样江南

从宁波机场向市区方向行进,一路上就会看到“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字样,这是宁波的城市形象口号,古色古香地刷写在道路两旁淡黄色的“城墙”上,而沿路都有关于宁波历史学派、人文发展等文字与图画,印个满墙。这时若打开车窗,竟是一阵书香气从鼻间飘过。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梁启超、章太炎论述清代经学流派,以常州今文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章太炎宗古文,与梁启超不同,但双方也有共同点。梁启超、章太炎在1902年论修史,谈学派,互相商榷,因为都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救国之路。即使政见不同,也会"不及择音";即使批判学术,还注意"攻击政党"。1902年以后,随着革命、改良的分野,情况就不同了。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下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得到发展和创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历史研究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     

论管子学派轻重篇的货币理论

由于《管子》的作、成书的时代及其篇章的复杂性,故将《管子》视为一个学派的成果。《管子》的轻重篇具有相当丰富的货币资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理论。所谓轻重篇,除了名为《轻重》的六篇以外,《巨乘马》、《乘马数》第十二篇也属轻重篇。这些作品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其形式均为齐恒公同管子的对话：二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经济有关。在讨论经济时。有意无意地论及了货币问题,由币分三等、货币的定义和功能以及黄金货币构成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货币理论。     

资本的人格化：近代欧洲法人学说之争及其启示

随着近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大公司法人的兴起和发展,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围绕法人的本质和起源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展开了一场跨世纪的国际学术争论。这场法人学说之争始于德国历史法学派,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学派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学派,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山鸣谷应,和而不同,融汇共生,最后各成其说,影响深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归这场国际学术争论的起点,重新认识这场争论,法人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便豁然开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表明,法人是经济社会内容与法律制度形式相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法人本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法人人格也只不过是资本人格化在法律领域的反映,是法律对资本集团事实人格的确认或承认。在其现实性上,法人与个人不是对立或分立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法人与资本一样具有历史性。公司法人的出现,是资本人格化的内在要求、实现方式与具体体现。公司法人的永续性,只不过反映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自身的价值运动过程。     

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

20世纪末,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史学派在与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继续竞争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系列新史学流派的挑战。本篇介绍的是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之间的争论。联邦德国文化史学派既是西方文化史学派的支流,也是本国社会史学派以及大学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文化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争议围绕“社会”与“文化”两个核心史学概念展开。文化史学派的挑战在年轻社会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两大学派的竞争仍在继续,预言谁胜谁负,还为时过早。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

战后率先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与法国年鉴学派既有亲缘关系,又存在不少差异。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它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剐,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生态的变化,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和自然因素的稳定性,此外,环境史学具有比年鉴学派强烈得多的文化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