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同及其学术思想

理学信徒管同是清代中期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对其研究不够,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研究,而使人们对其事迹不甚了然;有些文章虽涉及其事迹和学术思想主张,但也单纯地把他作为保守派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而加以否定。本文试就其生平、学术主张、政治思想略述如次,以期引起学术界对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至深的桐城学派的充分关注。     

英国地方史研究中的莱斯特学派

莱斯特学派是当今英国地方史研究的主流学派,该学派对英国地方史学科的建立有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英国地方史学科的基本范畴,形成了固定研究单位,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莱斯特方法。该学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得到发展,成为英国地方史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     

法国的乡村史研究

法国的乡村史研究是随着20世纪初社会经济史的兴起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与年鉴学派的兴衰休戚相关。战后30（1945-1975年）是年鉴学派的高峰期,也是法国乡村史研究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很多在欧洲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乡村史家。70年代后期乡村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1993年法国史学界发起一场乡村史的“复兴运动”,创立了有关乡村史研究的专门协会和期刊,至今仍对法国乡村史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重农学派与18世纪法国旧制度改革

17、18世纪之交,法国政治经济困境加剧,以费内隆和布朗维利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宗教和历史中寻找政治改革合法性,回顾和珍视旧制度下的等级—团体制度,维护等级制王权国家。随着重农学派的兴起,传统改革观念被反思和颠覆。重农学派从反历史的、普遍主义的自然权利理论出发,用诉诸自然理性的政治话语突破了旧式等级观,通过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形成,将财富生产方式与国民身分相联系,由此设计出以财产为标准界定公民身分的政治方案。这一新形式促进了传统王权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无形中塑造了另外一个特权阶层。     

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钟敬文在20世纪最后20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理论,都体现出他所拥有的文明视野,即涵括多主体文明关系和中华文明主体的视野。传统文化整体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研究均具有批判性和方法论建构的意义。他提出“民俗文化学”,源自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歌谣学运动、通俗文艺研究、风俗调查等面向民间大众的文化再造潮流予以统一概括的设想,但是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活。钟敬文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包含着对于“文明体”与“学派”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的一系列学理思考,环环相扣且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情感脉动息息相通,因而具有可以被后辈学人不断发挥的巨大理论潜能。     

《食货》新探

“食货学派”在30年代史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目前对食货学派的研究甚为寥寥,但取消食货学派,20世纪中国史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本试图对食货学派的学术倾向、学术价值进行宏观考察,开掘其学术内容,以期对食货学派有一个新的认识。     

五峰书院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最美书院五峰书院它是南宋永康学派发祥地,朱熹、陈亮的讲学处,明代王阳明的倡道所。它曾经名流荟萃,士子云集。它守着满满一院子的书香,所以它从不寂寞。独树一帜的石洞建筑风格五峰书院的建筑多是"因势而建",正所谓"天人合一",古人对于大道至简、顺应自然的理解在这儿有了最完美     

试论中国声乐的发展之路

悉心研读我国音乐史料,可看到中国声乐的发展道路崎岖而艰难: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唱法问题"的争论,随后声乐界持续多年的"土洋之争",到"新的中国唱法"命题的提出,老一辈声乐家执着奋斗而提出创立"中国声乐学派"的宏伟目标;从80年代"中国青年歌手声乐大奖赛"三种唱法的设立,到三种唱法最终不能顺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于是"模糊唱法"的新概念提了出来;从2001年中国首届"金钟奖"声乐大赛上三种唱法被取消,到2002年"第二届中国国际声乐大赛"上规定所有选手必须唱一首中国声乐作品,到2004年"原生态"唱法的提出和出现,再到中国民歌最终走出国门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一展风采。经过整整半个多世纪的不懈追求,中国声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声乐学派"。     

经济学的历史特性——读《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是全盘接受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是在自己的哲学和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本文着眼于这个问题,从霍奇逊教授的著述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历史特性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应立足于自己的问题实际,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注重发掘自身所特有的历史特性。     

信仰、责任与坚守——当代中国旅游学人的价值取向与学派培育

身处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日益扩容的国民旅游市场以及繁荣发展的旅游学术研究,当代旅游学人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50年、100年以后,后人如何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如何去面对历史的拷问？从求学到成长为一个学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走下来,国家和社会已经给予我们很多。在接受功名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为什么社会给予我们这么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回报社会？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当代旅游学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或信仰来做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