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

中亚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力量,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沟通唐代东西方之间物质化交流的过程中,还沟通了东西方之间化艺术的交流,同时,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加速了粟特民族向东方的移民及其与汉民族的融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的初步研究——兼谈蜀锦中的西域因素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雕有联珠团窠圈、对鸟、天人、天莲花等纹饰。从传世及出土的中古蜀锦及相关史料推断,此佛像衣带表现的是联珠团窠圈纹蜀锦,这类蜀锦的出现可能与南北朝晚期益州与西域的交通,以及来往于其间的粟特商人有关。     

敦煌石窟粟特美术研究学术史

敦煌是丝路重镇,不同文明在这里交融交汇,敦煌资料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中西交通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精彩的篇章。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中古时期延续不断的石窟营建中,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及其美术的影响也不曾间断,此现象也是自敦煌学发凡以来,敦煌学、艺术史、图像学、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因此,作为学术总结,梳理敦煌石窟粟特美术的研究,或可为理解敦煌图像的意义,今天的丝路研究等问题有所启示。     

粟特人及其美术影响下的敦煌壁画艺术成分

敦煌壁画中涉及粟特艺术因素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敦煌壁画在继承汉晋壁画传统、吸取西域民族和外国佛教艺术有益营养的同时,创造出各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粟特美术及其表现构成了敦煌艺术中独特的内容,实属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新问题”。作为敦煌艺术重要营养来源的粟特美术,是敦煌这样一个粟特人流寓中国后的聚居中心地艺术作品不可不谈的问题与现象。只有如此,才能客观真实地把握敦煌艺术的精神。     

《客使图》大食使者质疑——兼论唐与粟特之关系

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开明开放,四夷来朝,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图》是唐朝与周边各民族往来的著名图像资料．重读《客使图》并对大食使者身份予以考证,对全面了解唐代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

公元6—8世纪,随着突厥的兴起和突厥汗国的建立,漠北地区开启新一轮族群变动浪潮,即突厥化的进程。活动于漠北的粟特人,在融入突厥游牧族群的过程中,既凸显出突厥化的表征及趋向,同时又保留了若干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子。游牧帝国的盛衰起伏和游牧生活的迁徙流动,使粟特人的突厥化过程并未彻底完成。中古漠北地区粟特与突厥之间的族群互动、交融景象,显示出北方游牧社会内部的族群认同,相对于定居农耕的汉地文化圈而言,似乎更为脆弱易变。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

本文对虞弘墓图像中一幅学界一直认为是“夫妇宴饮图”的图像进行了辨析正名。作者列举了多件以“夫妇宴饮图”为主题的图像与虞弘墓这幅图像进行比对,通过男、女主人的排位原则考辨出虞墓图像的女主角不是虞弘夫人,又从其冠服特征、手持之物以及身旁二女伴的身份考定出她是一位天界神灵,即Daena女神。作者又进而指出,此幅图像的主题是表现墓主人灵魂进入天国后的美好情景。     

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

陈寅恪先生推测元稹《莺莺传》中的主角崔莺莺原型是与酒家胡有关的中亚粟特种族女子。本文继续其思路补充新证:一、蒲州唐河中府治所官衙“绿莎厅”可能是粟特语“首脑、头子”的译音,证明蒲州曾有粟特胡人聚落存在。二、大历至贞元年间蒲州为李怀光根据地,其部下有大量粟特胡人驻此。三、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造葡萄酒业存在。四、唐初蒲州地区就有酒家胡,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壁酒家胡诗。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陈寅恪的推测。     

对“图像程序”的重新认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所表现的共同主题

粟特人墓葬的围屏石榻与石椁壁上的雕刻图案,以表现宴饮、狩猎、出行的场面居多,其中一些较为通用的图案如出行图、宴饮图等存在于每一座墓葬中,应该说它们是粟特人墓葬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能够反映入华粟特人宗教信仰、精神与物质生活等方面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