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税收几个问题研究

本着重介绍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近十年的财政税收情况,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自治地方税收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强调要切实加大对自治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供决策参考。     

南京伪组织掩埋遇难同胞尸体数字考

1938年1月1日以陶锡三为首的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清理遍及城内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尸体,曾在该会救济组下设有一个由16人组成的尸体掩埋队。1938年4月24日伪维新政府南京市政公署(1939年3年2日改为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后,该掩埋队仍继续存在,隶属卫生局。     

祖国最西端的“关帝庙”

在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乡,有一座“关帝庙”。这是位于我国最西部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供奉关帝的庙宇。令人称奇的是,建造这座关帝庙的不是汉民族,而是我国的少数民族——锡伯族。     

总结经验 续修新志

本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防城港市于1993年5月23日才建市,市本级没有赶上参与本届全国性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市辖的防城区(原防城各族自治县)和上思县则开展了修志,《防城县志》和《上思县志》已先后付印成书,给防城港市本届修志工作划上了句号。此外,市地方志办公室自1994年8月成立以来,     

总结经验找差距 做好修志工作

河池地区本届修志,除地区本级和后成立的大化瑶族自治县没有列入编修规划外,其余10个县、市均有修志任务。10多年来,本届修志结出了硕果：1993年6月都安瑶族自治县编出了地区内第一部县志,此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志》、《天峨县志》、《南丹县志》、《东兰县志》、《河池市志》、《宜州市志》相继出版。《环江县志》已送审待印。全地区本届修志完成任务率为80％。《巴马瑶族自治县志》已经三级评稿,正在修改;《凤山县志》已完成初稿编写,正待评稿。到今年年底,全地区可基本完成本届修志任务。     

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

1919-1926年的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是民初中国联省自治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省内外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而发生,并在运动中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省宪：九九省宪、三色宪法、浙江省自治法。省宪的条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许多自治理想,但运动参与动机各异使之自始便存在着严重分歧,省宪理想成为他们追求不同利益目标的工具。运动断断续续的进行伴随着各方势力激烈的冲突,亦折射出浙省多重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运动的无果而终,并非简单由于“军阀扼杀自治”。     

加速发展 促进繁荣 兴边富民见成效——丹东满族地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成果专题介绍——丹东市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的基本情况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民委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边境地区的建设而倡议和发起的。在这次行动中,我省丹东市和宽甸满族自治县作为先行试点。丹东市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和最大的满族聚居区,因此而受到国家有关部门、辽宁省政府等方方面面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经过两年来努力,“兴边富民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了再接再励,总结经验,推动“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开展,本刊在本期刊载“兴边富民行动”专栏,展示“兴边富民行动”的初步成果。丹东和宽甸满族自治县政府详细介绍说明,如何动员各部门和全社会力量,扎扎实实、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不仅为丹东满族地区的发展,而且为推进全国“兴边富民行动”提供了经验。东港市合隆满族镇及宽甸满族自治县里的农业生产项目已初见成效,形势喜人。“兴边富民行动”给丹东满族聚居区人民带来了富裕,带来了实惠。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史事述论

胡适在1928年春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选择,并无久居的打算.得益于胡适的个人声望及其开明的治校风格,中国公学在其任内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面临的基本困境并未因胡适掌校而消除.随着时势演变,国民党对上海教育界的控制日益加强,加上北平的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胡适最终选择北返.胡适辞职后,中国公学的问题集中爆发,在胡适任内未实现的党化渗透,并未因其离职而避免.胡适离职不到半年,学校即发生大的风潮,导致中国公学由兴盛急剧转向衰败.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偶然结果,故而其在中国公学创造的成就只能是昙花一现.     

南京天主教“三自”改革的来龙去脉简

新中国成立后,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改革运动。1950年5月基督教“三自”改革首先发起,而后及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三自”改革运动相比,南京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要更复杂曲折。笔者从南京天主教的渊源人手,以期还原60年前进行的那场疾风暴雨式的宗教改革。     

“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