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元明之际宗唐诗风传播的一个侧面——以“二蓝”师法渊源为中心

元末明初的闽中地区,被认为是有明一代宗唐诗学观念与诗风播迁的一大策源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曾经诞生了以林鸿、高棅为首,所谓“闽中十子”的倡鸣唐诗之诗派,尤其自高棅《唐诗品集》、《唐诗正声》出,史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於此”。     

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

本文对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治边观念是中国古代逐步形成的关于边疆、历史疆域形成与管辖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在态度、方略和措施方面的一系列认识。其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体上包括古代边疆观、古代治边观以及对其他边疆有关问题的认识观三个主要方面。治边观念的特点主要有对历代边疆施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国势兴衰相关联;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观念有一定差异;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周恩来与堂弟周恩灿

周恩灿是周恩来的堂弟.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时,曾给当时苏皖边区的负责人写信,推荐周恩灿去"效力",还不忘嘱咐"予以群众教育,使其改变观念,重视劳动,然后方能为童子师也".战争年代,周恩来多次推荐亲属赴根据地和解放区.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和尊重。因社会背景之异,中西“人文”精神存在较大的岐异。在儒学典籍中,“人文”一词深寓着道德教化的内涵。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则缘起“人文学科”,而     

花马礼:16-19世纪中缅边界的主权之争

本文系统研究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困扰中缅关系的中国部分边境土司给缅甸王朝送“花马礼”的问题 ,认为花马礼起源于 16世纪后期缅甸东吁王朝的扩张 ,到清代 ,送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是车里和孟连 ;花马礼之废 ,则在缅甸雍籍牙王朝灭亡时。从清王朝和土司的态度来说 ,花马礼主要是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不严和缅甸王朝对中国边疆土司事务的干涉而沿袭下来的 ,但花马礼的存在 ,并不意味着边境部分土司的“两属” ,而是反映了清代国家观念和周边国家传统观念的不一致所产生的主权争端。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