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大时代——“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长安行”展览简评

西安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展览“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长安行”从馆藏唐代三彩腾空马入手,延伸虚构出一个西域少年远赴长安追梦的精彩故事,通过少年的视角,展现异乡来客对大唐的文化认同,再现长安都市的万千气象。展览意欲呈现“小人物”眼中的“大时代”,是其在叙事方面的独特之处。“长安有故里”带给我们的是对当下博物馆展览主题日渐宏观化趋势的反思。     

佛教图像的叙事策略——基于莫高窟第285窟禅观思想的解读

西魏莫高窟第285窟是以禅观为主兼顾供养的石窟,该窟图像不仅反映出禅观在弥勒信仰中的重要作用,亦对“观无量寿佛法”“念七佛品”“观修五悔”以及“法华三昧观法”等观修内容予以具体呈现,还兼顾到供养人的信仰需求,展示出禅修与供养在图像层面的互通性以及互动关系。这些图像的有效融合有赖于佛教图像特殊的叙事策略,即通过连缀、杂糅和套嵌等手法促使各形象和情节构建出主旨明确的叙事逻辑,为佛教图像的思想解读提供重要线索。     

媒介话语、市场话语与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中国福娃”的几个关键词

“中国福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表征意义是由政府话语、专家话语和市场话语共同建构的。政府话语生产了它的政治表征意义,即和平、友爱、团结。这是国家形象的传播;专家话语生产了他的文化表征意义,即福娃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这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市场话语则整合了两种表征。     

民族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民族——从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一书中走出

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通过对达里尼查仁等人的民族历史叙述的考察,揭示了后殖民理论的尴尬处境——试图摆脱殖民叙事,却抹杀了被殖民国家内部的多样性;试图彰显单一民族的历史,却无视民族国家内部宗教与民族多元的现实,在民族内部与外部、自性与他性、自我与他者之间陷入了后殖民历史叙事的圈套。     

土族叙事长诗《福羊之歌》赏析

叙事,通俗地说就是讲故事,叙事诗就是故事歌,是用富有韵律的诗歌语言配以不同的曲调讲述(演唱)某一历史传说或某个故事。土族叙事诗《祁家延西》、《拉仁布与祁门索》、《太平哥儿》、《布柔哟》、《幸木斯里》、《混沌周末歌》及《霍尼》(即《福羊之歌》)等以不同曲调讲述了土族历史、社会生活、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口承语言民俗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同时弥补了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发展历程所带来的一些缺憾。同时口承语言民俗是一部部“活的历史”,它不仅艺术地完成着土族对自己历史的延续,而且把自己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乃至基…     

云南青铜器上的牛图像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经常与牛打交道,并留下了种种痕迹,如原始岩画和文字符号等。人类的艺术作品中,动物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在诸多的动物形象中,牛的形象又格外引人注目。与世界上许多地区发现的岩画一样,牛也成了中国岩画着重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云南沧源岩画绘有围猎野牛、射杀野牛的画面。这充分说明,牛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人类的伙伴,人类认识牛、猎取牛、食用牛、驯服牛,在牛身上寄托一定的精神信仰。人们把牛当作了神,牛也就有了神灵,于是也就有了神力,传说大禹治水是借助神牛的力量,李冰也曾以牛为化身征服了江神,所以后人以铜…     

淮河流域史前刻划符号研究

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哺育一代代的中华儿女,先民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史前时期,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史前刻划符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贫民富翁》看电影的意识形态书写

影片《贫民富翁》用贫民窟孩子的传奇经历,高度还原了印度的社会生态,但又通过美好的浪漫结局消解了现实的批判力度,在好莱坞式的流畅叙事下,隐藏着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作为为畅销而制作的文本．它遵循了好莱坞的娱乐艺术。     

草原偶像哈孜木

达斯坦是哈萨克族历史悠久的一种曲艺形式,为叙事长诗,是9-10世纪时的作品,情节复杂,篇幅很长,一首达斯坦足可以唱上一天一夜。在哈萨克族人心中,达斯坦如同《江格尔》之于蒙古人、《玛纳斯》之于柯尔克孜族人。长久以来,传唱达斯坦的“达斯坦齐”们伴着冬不拉的悠扬旋律低吟浅唱,将那些古老的英雄、爱情与命运的故事世代相传。     

民间叙事中的“伦理悬置”现象——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为例

所谓“伦理悬置”,是指在民间故事演述中时常出现的一些伦理乖违现象,现实伦理既不能控制故事的伦理诉求,又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它在完成叙事这一主要使命的途中,暂时被搁置起来、悬而不议了,体现了叙事对于伦理的干扰作用.从民间叙事的内在逻辑来看,故事情节越远离日常生活逻辑,“伦理悬置”的几率就越高;同时,伦理乖违涉及的对象范围越大,其实际的乖违感就越弱,“伦理悬置”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是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重要差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