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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4):68-79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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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条约制度"的形成,中国的江海航运权逐渐为外人所攘夺.由于西方航运势力的东侵,中国的江海航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外船只碰撞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由船碰所生的中外交涉、华洋诉讼诸问题,则复杂多端.但中外各方,尤其是晚清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颁布的一系列防碰章程,却成为中国近代海商立法之滥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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