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夫妇及三个儿子

<正>一民国闻人章士钊先生原与安徽名门闺秀的吴弱男女士是一对伉俪,这中间还有一些故事:吴弱男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人物,曾奉章太炎令在日本动员章士钊加入同盟会。不料二人一番谈话,不仅章士钊依然坚持独立立场,取同盟会之外的反清立场,反倒是二人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笔战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著名官司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早年参加反清斗争,在段祺瑞执政府中担任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与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有交往。孙中山曾说他“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     

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

故事得从1962年的新春佳节说起。这天,开国元首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内。     

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了调和立国论。他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的强大,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一方面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他的困惑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名士亦须人提携简

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固然以内在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章士钊曾云“名士亦须拉缆人”,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是凭借相互间的提携、扶持而跻身名流。     

章士钊与中共领导人的情谊

民谣说：“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波光粼粼的浏阳河,从浏阳蜿蜒地流向湘江,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两岸是楼房鳞比的古城长沙,它的东岸俗称长沙东乡。这里与株洲、湘潭毗邻,     

胡适的雅量

胡适与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两位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之间的分歧恩怨,堪称佳话。     

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

章士钊是近世文章家中的“逻辑派”。因其在西方受过系统的逻辑学训练,衡政论文,悉用逻辑,一些在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司空见惯的政制思想表达,在他那里常常见着基于逻辑的修正。他提出的有关国会“院制”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通立法行政之邮”及政治宽容的制度规范等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以及所界定的诸如“共和”、“内阁”、“政党”及“革命党”等政治概念,对辛亥前后亟于建设现代国家却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国人,作了良好的思想启蒙。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而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又接踵而至,加上政治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章氏归国后的政治建白,大多不为当道采纳。章氏抱负虽高,最终也只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