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国人要自强救国。朝廷开明的官员掀起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忧国忧民的举子们揭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到后来,报界、知识界、有实力的在野士绅,甚至一些王公亲贵结成共识,西太后也决定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了。在救国路上走着的,还有一群人。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     

清末地方自治新论

地方自治最早产生于西欧，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一种与中央集权政治相对立的地方分权思想与制度。这一政治主张在中国最早由黄遵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但由于变法的迅速破产，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清廷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极力主张下，加之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自治成了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     

复制抑或再造:《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论战新探

论文梳理了《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创刊背景、双方论战的内容、双方论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论战结局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看法。论文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论战,虽然是《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延续,但是也因地点、受众人群以及现实情况的改变而具有区域特点。这场论战的结局也不是以往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革命派取得大胜,实际上没有胜负可言,双方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批支持者,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的思想解放。同时这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既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华侨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初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仅存在了3个月。1912年4月1日,在袁世凯等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压力下,孙中山正式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南方革命派在与北方守旧势力第一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继而,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是南北两派的又一次斗争和较量。     

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

以往的历史著作,凡谈及清末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的,绝大多数都以为民主问题是其争论的中心,认为革命党坚持建立民主制度,而立宪派则反对建立民主制度。争论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民主论战胜了立宪派的反民主论。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至少是过分简单化了。本文根据争论双方的文字,认为无论是从思想逻辑上看,还是从争论文字的数量上看,其争论焦点是暴力革命与反满问题,真正讨论民主问题的文字,在双方都只占极小的比重。透过他们的争论可以看出,革命党把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看得太简单,太容易,而立宪派则把实行民主共和制看得高不可攀。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派在思想认识上却有着某些共同点：(1)两派在必须改变君主专制,确立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2)两派都多少受到现成的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局限,对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从现有起点上逐渐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思考得不够深入。革命党只见其易,立完派只见其难。(3)双方都意识到从专制到民主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革命党提出分三步的设想,立宪派提出以开明专制为过渡。(4)双方都没有找到在中国推动民主宪政的真实动力。所以一方耽于理想,一方陷于悲观。由此可见。双方对民主的思想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     

清末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载沣正是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使清王朝的谢幕少了不少铁血之灾。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拥顺治入主北京,开清朝260余年洪业。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溥仪即位,其生父载沣以摄政王之名监国,1911年保路风潮起,武昌起义生,在革命洪流面前,载沣去摄政王之位退回醇王藩邸。1912年2月12日,宣统退位诏书发布,清祚遂终。正可谓清以摄政王兴,以摄     

辛亥革命必然发生的历史轨迹

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定于10月10日,这是因为武昌首义发生于1911年的这一天。然而武昌首义的发生却似乎出于偶然。在武昌进行义举的时机问题上,当时的革命领导层认识并不一致。武昌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商定于这一年的10月11日发动新军武装起义,而同盟会设在上海的中部总会则认为,仅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南京、上海同时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