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两种末法观的对抗与阐释——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研究

武周之后,曾遭武则天两次禁断的三阶教有所恢复,但还是不断遭到佛教其它宗派的责难与批判。在敦煌地区不仅三阶教本身境遇如此,其信奉的主要经典之一《大方广十轮经》也遭到批判,以《十轮经》为依据绘制的经变画在莫高窟一出现就遭到当时实力强大的净土宗的责难与批判。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的洞窟内容就体现了十轮地藏系与净土宗两种末法思想的阐释与对抗,而这种对抗以净土宗的胜利而告终。     

龟兹飞天的起源及发展

＂飞天＂即飞翔的天神,在印度并不存在＂飞天＂这个专用语。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大多画在特定佛传故事的情节之中,如帝释窟禅定、佛的涅槃等,尤其是灭度之佛上空的飞天形象,不乏精美、恢宏的作品。龟兹的飞天造像展示了与印度、希腊诸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大足石刻弥勒信仰下的两处“启门图”

大足石篆山石刻"佛会之塔"第二级刻有"僧人启门"图,北山第176号"弥勒下生经变"窟中存有对称的"妇女启门"图。两处启门图与弥勒信仰有不可分之关系,体现出启门图在佛教造像中的独特含义。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家窟”与“公共窟”——瓜州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构成再探

此文重新检索了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身份构成,认为此窟的性质是一个有浓重官方背景的"公共窟"而非通常认为的"家窟"。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地区之后,统治该地区数百年之久的当地世家大族受到残酷战争的重创,已经无力继续作为开窟造像的中坚力量而被西夏政权的高官新贵所取代。西夏文武官员集合财力权力开创新窟,使瓜沙地区的西夏石窟具有了与前代佛窟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梁上椿与其岩窟藏志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梁上椿专藏方志,可谓山西古籍收藏集大成者。不过,其生平和著述情况均鲜见于相关史籍,而其"梁氏岩窟藏书"的概况也尚未被学界了解。梁上椿收藏方志古籍的时间是1941~1945年间,主要在北京、山西两地收集,通过购买、交换、抄写等方式收集183种(188部)方志,其中晋志占175种,且不乏珍本、善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与文献价值。     

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舍身饲虎”图像考辨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窟顶西披“舍身饲虎”浮雕的释读存在争议,虽大部分学者认同“萨埵太子本生说”,但也有学者提出“睒子本生说”等观点.此文结合西域、敦煌及中原地区的相关资料,并将图像与文献记载进行比勘,对现有的观点进行了辨析,认为该铺浮雕的内容并非常见的萨埵太子本生,而是栴檀摩提太子本生.     

麦积山石窟155窟初探

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无论是窟龛数量和类型,还是造像和壁画,在中国北朝石窟寺的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地位。155窟在麦积山北魏早期窟龛向中期窟龛演变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     

广元观音岩石窟调查记

川北广元是四川石窟造像比较集中的地区,重要的石窟造像有广元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岩。其中千佛崖、皇泽寺摩崖造像已有专文介绍,唯观音岩石窟造像未有详细的调查报告。本文即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对观音岩石窟造像的主要龛窟、开凿时代、造像的题材与组合、造像风格及特点进行了介绍。     

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画“新特征”

莫高窟第3窟壁画是研究莫高窟晚期壁画艺术面貌的重要遗存。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造型样式,即同一种形象有不同的造型特征,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从"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异样的飞天造型等艺术风格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种"中国化"突出了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更加说明了元代工匠不束缚于传统壁画的造型模式,艺术上进行圆融创新,同时还构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景象。     

山西寿阳阳摩山石窟中区及西区调查与研究

阳摩山石窟始凿于东魏,隋、唐时期曾继续雕凿并对早期造像进行过改刻。东魏到唐代石窟的造像题材及窟龛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本土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