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早的杂交稻研究者

提起杂交稻,往往认为现代稻作学家袁隆平是杂交稻最早的研究者或者是发明人,因为人们早已将他冠之以“杂交稻之父”的美誉。这个名字自然将他与杂交稻最早的研究者联系起来。殊不知,中国杂交稻最早的研究者不是袁隆平,而是著名的稻作学家,我国稻作学的奠基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的丁颖教授。     

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1927—1937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1932年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繁,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明显的马鞍形。1934年是鞍底,1932、1936年为鞍峰。但最高年份为1932年,而非通常说的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应用生产函数法和我国19962000年度混合数据,从全国各地区的层次进行分析,估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以及不同地域的显著性差异。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人均GDP产出弹性为0187;不同地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有关的研究文献;第二部分应用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进行估计;第三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旅游地视觉景观生产研究——以成都宽窄巷为例

转型期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旅游地视觉景观生产是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博弈的结果,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带动经济发展意义显著。以成都宽窄巷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性观察,剖析了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政府、开发商、商家、居民、媒体的视觉景观生产过程。研究发现,不同利益主体的视觉景观生产的目的与方式不同,进而导致旅游地视觉景观生产呈现出独特的结果。论文最后强调旅游地只有积极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视觉景观权力关系,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关系格局,才能促使社会效益最优。     

空间生产机制下城市景观的拼贴

国内的城市经历了时空压缩且缺乏节制的重建式更新,诸如城市的现代化、与传统的断离以及土地被切分并合法的交换与出售等等,足以表明城市更新在资本化的空间生产中热衷于形而上的景观物化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塑造。文章因此以空间的生产为视角,揭示了景观社会中的种种拼贴现象;以"空间矩阵"、"局限性"等概念分析了城市空间的非均衡性及缺少地域类型学严谨的发展。并且认为,空间的生产所生发的社会关系与结构的疏离、景观形式的恣意化以及建成环境的异化等,均是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症候。最后指出,城市及其景观应当回到日常的自然,思考空间环境的修复与再生不是简单化的拼贴术,而是在于对既有环境的局限性和差异性关注之后的渐进式发展。     

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的非正规空间生产研究——以宁波市孔浦街区为例

基于米歇尔·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生产的三个层次),建立"战略/战术-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以宁波市孔浦街区为例,通过对权力主体和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和失地农民)之间规训——抵制的空间实践分析,解释非正规空间的生产过程:施加于日常的支配、压制和规训与来自日常的抵抗构成非正规空间生产的核心机制。研究表明,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之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成为非正规空间的主要塑造者,而被固化在非正规空间中的弱势群体为了生存,通过灵活的日常生活实践对空间进行重构,进一步加剧非正规空间的非正规化。     

全球与地方的契合:权力与生产网络的二维治理

企业间关键资源的不均衡引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强势企业得以领导以其为核心的企业网络。由于生产环节的组织和地域上的可分割性,居于权力优势地位的领先公司在全球招募企业组成生产网络。全球购买型领先公司通过外包与地方生产网络建立新的关系拓扑,地方生产网络的治理以全球商品链为纽带,嵌入到以领先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中。全球生产型领先公司跨境投资时无法将生产网络全盘复制,以其为主导的跨界生产网络的治理需要通过各种权力的博奕和管理上的互动来实现。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