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贵阳方言龙门阵

贵阳方言随移民化而逐渐融入北方方言体系,在新的强势移民化程度的影响下,贵阳话已经成为一种弱势方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主要内涵,当方言失去自身的特征时,地域文化也就会因为缺乏养分越来越枯竭。     

消失的叫卖声

从前,贵阳街上能听到带有各种地方风味的叫卖声,咋一听东西南北口音都有,但是,贵阳人都能听得懂。贵阳街上的叫卖声最具移民文化的特色,绝对是贵阳原生态文化特产。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库区移民搬迁工作回顾

水库移民历来都是困扰世界水利工程的共同难题,被形容为“天下第一难”。南水北调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涉及面积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作为特大型基础设施,整个工程占地规模很大。     

行云流水一孤僧——苏曼殊的逍遥与独行

他是中国禅宗史上百年难遇的才艺大师,他学贯中西,才情俱全,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诗僧、情僧、画僧、花僧与侠僧。可惜他在世的时间不长,英年早逝。曼殊的一生都是戏,他时而移动禅的步伐,入印度、拜佛祖,凭吊古佛遗迹。时而又畅游泰、缅,在泰国参拜佛寺时,竟以天纵口才,滔滔不绝地与那些信奉小乘佛教的泰僧论辩。据说广州长寿寺就是六榕寺,我曾去过几次,泛泛而游,都是冲苏东坡大名而去。这一次却为一名禅苑奇人寻觅踪迹。这天我到广州六榕寺,正是细雨蒙蒙。我想,在清朝末年,也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落莫空寂的六榕寺迎来了一位小男孩,这位削发出家的小沙弥就是日后声震南国、才艺双全的苏曼殊大师。     

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

特兰特会议是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     

2010年日本学界的明清史研究

前言。本文主要选取了明初到太平天国之乱发生前夜明清中国的直省及东南海域历史研究情况,同时介绍明清两朝的对外关系以及清朝入关以前的后金——清朝的历史。还有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相关研究的延续,笔者一并加以讨论。至于努儿哈赤、皇太极时期以外的满洲及清代外藩的研究情况,可以参照“内陆亚洲”部分。此外,对于专著,另有专评,本文一般不再介绍。关于本文的执笔方针,可以参照文末结语。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宏观研究也可以叫作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又属微观。再则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相互交织,实际上很难截然区分。     

《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之《中华民国史》12卷本的完整出版,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盛事。这套书从立案到陆续出版,前后超过30年,这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当年参与其事的前辈学者已有多位故世,青年学生已成为中年学者,不久前又将尚缺的5卷补齐,以全套出版,且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自然引发各界注意,相关报道不断。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册,洋洋近800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册）,合计字数多达2100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