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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大屠杀看中国抗战前途——南京西方人士的观察和预判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通常集中焦点于侵华日军的惨无人道和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这是事实。与此同时,当时关注南京局势、特别是身处南京的西方人士注意到,南京大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仇恨,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战争中得到强化,成为其坚持抗战的巨大精神动力。而日本国家和日军的形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世界日益同情中国抗战,认识到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他们甚至认为,以南京大屠杀为观察基点,可以判定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必将毁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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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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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对日作战各盟国经过协商,成立统辖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盟军中国战区。1943年秋,英国主导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试图“侵蚀”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区域。其后,围绕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中英美三国断续交涉近两年。在此期间,除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英两国还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各自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与中英两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对军事方面的影响。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被迫将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盟军中国战区。中、英、美三国之间的交涉,不仅改变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而且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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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刑法修正案(十一)》体现出一定的激进,诚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刑事理论的发展,积极刑法观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如何在积极刑法观视野下坚守刑法谦抑性,防止刑事过度扩张,亦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为避免犯罪泛化,应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对刑法扩张的理性克制,是当下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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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总被引:8,自引:2,他引:6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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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日本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五二四团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孤守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成功地掩护了数十万大军撤退的事迹,传遍了海内外,被誉为“盖世的英雄”。“八百壮士”后来的命运怎样?他们又有哪些曲折悲壮的经历?本文系由谭特立同志在多次采访“八百壮士”中的一位幸存者,湖南省攸县渌田镇陈岂凡老人之后整理而成。陈岂凡老人在淞沪抗战时,是谢晋元所部一营三连三排的少尉排长。现以其口述的亲身经历,首次披露了“八百壮士”撤出战场后,继续与日寇作斗争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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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关税权受到片面协定的束缚,中国海关长期在协定税则的桎梏下丧失了自主权利。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也就此展开。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首次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又提出了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方针及6项具体提案。1925年8月,金法郎案结束。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关税条约由各国政府批准,10月25日,北京政府(段祺瑞政府)所召集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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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李鸿章参与了中法战争中的对外交涉。与人们一般看法不同,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他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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