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生态旅游的发展,森林公园旅游已成为部分旅游产业发展的发展的重要内容森林公园作为森林生态旅游的主要载体,在保护森林资源,合理调整林区产业结构,带动园区进步以及促进比持续旅游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做好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来探讨森林公园旅游开发问题的解决对策。一、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的背景(一)必要性:森林公园作为森林生态旅游的主要载体,其发展直接影响着生态旅游给社会带来的效益的高低,从生态旅游的未来发展角度来说,森林公园的旅游开发是及其必要     

高校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及其引导——以上海三所高校为例

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青年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网络的迅速发展为大学生参与政治提供了新平台,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新范式。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着参与广度和深度不够,参与态度和动机复杂、参与手段和结果的失范等问题,引导和规范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需要相关职能部门、高校和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     

一部探讨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关系的力作——评陈奕平等《和谐与共赢:海外侨胞与中国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解释,并被美国政府运用到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价值观、制度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软实力外交对修复和改善后冷战以来严重受损的美国国际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的硬实力已有显著提升,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     

巴布扎布匪帮问题之解决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是《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内外蒙古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本论述了1915-1916年中国政府军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的经过,论述了中国政府、俄国政府、外蒙古官府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交涉。     

《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

自“九·一人”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了最大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态度软硬不一、强弱各异,大体而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妥协方针;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深明民族大义者,则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积极路线。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本着士人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以深切的爱国激情和冷静的学术理智继续张扬着前辈们一贯高举的“救亡”与“启蒙”大旗。在３０年代初空前的国难时艰中,他们一面…     

无意识的价值巧合——谈河西地区的几种民俗现象

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的价值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种情形。所谓正面价值,意味着民俗对人生、社会有用;所谓负面价值,则意味着它对人生、社会有害;所谓中性的价值,则无所谓好或坏的区分。比方说,春节前的大扫除,有利于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属正面价值;而给孩子带“长命锁”的习俗,等于给孩子带上了“枷锁”,属负面价值;至于龟寿鹤祥之类象征性说法,属中性价值的范畴,因为它没有积极作用,也没有什么危害。     

中俄伊犁交涉与中法越南交涉成败原因之比较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面临几次边疆危机。其中1880—1881年中俄伊犁危机,两国交涉签订《圣彼得堡条约》,虽然清政府对俄赔偿数目增加到900万卢布,俄国的商业特权也得到增加,但俄国愿意把所得的土地大大减少,总比《崇约》对清有实利。1880—1885年中法越南交涉,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内容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修建铁路须同法国人     

重塑民国职业外交家的群体形象——《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编辑手记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增多,从事对外交往事务的官员也随之大增,开始一般由政府官员兼任,进人民国时期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官群体,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和领导也常常被称为外交家。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声誉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和本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本人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