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及相关问题

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是迄今所见到的第一份汉代县级户口簿文书实物,深化了我们对汉代上计文书文本形态、内容、种类、形成以及秦汉置县制度等问题的认识。《户口簿》中的户口数,据考为西汉临淮郡东阳县的数据;《户口簿》中的户口数字,应来自东阳县某年各乡"八月案比"的人口调查统计;与考古发现的题名为"户口簿"的其他汉代木牍文书比较表明,汉代各郡县上计在递交综合类"集簿"文书的同时,还要呈递不同类别的专项统计"集簿"文书;《户口簿》蕴含汉代县乡政治、地理、人口等方面重要信息,为秦汉置县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宝贵史料。     

从吐蕃碑文和简牍看吐蕃职官制度的差异

吐蕃时期的资料从文献载体上大致可分为碑文、写本、简牍等文献,资料大致分两类,出土于吐蕃本土即传统的卫藏地区的文献、和出土于吐蕃控制的敦煌、新疆、米兰等西域的写本和简牍。相对而言,由于写本数量比较庞大、篇幅长、内容复杂,所以笔者就把敦煌藏文文献这一部分给刨除去了,所依据的资料是吐蕃时期的碑文文献和简牍文献,通过分析和比较出现于这两类文献中的官职名称,来看吐蕃王朝在吐蕃本土和吐蕃在向东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控制的地区实行的职官制度的区别,笔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比较两类文献,来看吐蕃实行的官职体系,笔者认为没有被碑文记载的一些官职体系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作为吐蕃时期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     

玉门金鸡梁出土的木牍和封检

近期,甘肃玉门清泉乡清泉村金鸡梁十六国墓地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的一件木牍和一件封检尤为引人注意,现简介如下,并就相关问题略作讨论。一木牍一件(以下称部曲将版),出自21号墓,长25、宽8.7、厚1厘米,单面墨书[1]:有令铁骑玉门赵宪今部曲将兴五年十月日甲子下     

明代的胥吏之害浅析——以《盟水斋存牍》为对象

胥吏作为官民交结的枢纽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危害也十分突出。在明代,胥吏的社会地位十分卑贱,其危害表现的更为明显。本为试图从《盟水斋存牍》中有关胥吏犯罪的案例着手分析胥吏之害问题并对胥吏之害的种类和胥吏之害的原因作了简要探讨。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

2010年6～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五一广场地铁站地下水管改迁施工,在编号为1号窖内出土陶建筑构件、木器及简牍等,其中简牍有万余枚,可分为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竹简、竹牍、削衣、异形简等。这批简牍大多保存较好,绝大多数为官文书,有大量与司法相关的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且不少简牍上有纪年,据此推断这批简牍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和帝至安帝时期。     

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初步考察

荆州沙市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的3枚竹牍属告地书,是当时为死人办理迁徙地下事宜而模仿现实生活有关移徙文书写成的死人移徙文书.本文就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文字释读、文义理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     

简牍与简牍学

简联学作为本世纪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学者们对其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简牍与简读学的对象、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的论证,试图对该学科进行科学的界定。     

沈葆桢同治二年批牍十八通（外一通）考释

晚清名臣沈葆桢于同治年间曾任江西巡抚。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有同治二年沈葆桢批牍十八通,另外有湖南巡抚毛鸿宾批牍一通,所批对象同是作为湘军宿将的楚勇精毅营统带席宝田。该十九通批牍,系统再现了同治二年间江西省以及临近省份的军事发展态势,全景呈现了江西战场清军的复杂派系以及沈葆桢的调护艺术,从中不难发现沈葆桢对客军楚勇,特别是对席宝田部的倚重。     

毛逵及其《祥刑遗范》考析

现藏于祁县图书馆的清初山西平阳府推官毛逵所著《祥刑遗范》,是法律史学界迄今未曾关注利用过的法律文献孤本。《祥刑遗范》所录判牍均为毛逵在推官任内处理案件的真实纪录,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作者秉承先贤哀敬折狱的“祥刑”思想。随着康熙六年裁撤推官一职,使得该书成为研究清初推官司法职能及其价值定位的珍稀史料。该书既为了解清初山西地方社会经济、民情风俗、官场现状等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又是探究清初地方司法体制及诉讼程序运行的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