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

秦汉以来更为明确的“天下之中”,是指河洛地区。河洛地区以经济、化方面的优胜地位,后来又成为行政的中心。     

长杨、五柞宫考辨

长杨、五柞是秦汉时期有名的两座离宫,地处渭河之南上林苑中,每见于文献记载。秦汉皇帝游猎南山,都要驻跸在这些宫殿里,《汉书》武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以及司马相如传、东方朔传、杨雄伟、张汤传等,大量记载着西汉武帝、元帝、成帝经常在上林苑行猎,来往于长杨、五柞宫之间,特别是汉武帝,“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每到冬季都要到长杨宫狩猎,甚至征发右扶风民众进入南山,西自褒斜,东到华山,南驱汉中,张网设置,捕捉熊罴、豪猪、虎豹和狄猩之类的野兽,然后运送到长杨宫射熊馆,放逐于围栏中,     

论汉律

九章律在汉代法律史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为魏律和晋律所继承。《二年律令》并非吕后二年颁行的当代法典。不宜以"正律"、"旁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认识汉律结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汉律不同律章在形式或法律地位上存在区别。至少在《二年律令》时代之后,九章律只是汉律的一部分,不是汉律的总名或泛称,萧何"作律九章"与汉律不止九章之间没有矛盾。     

北京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地区瓮棺葬出现于大坨头文化时期,并在战国秦汉时期广泛流行。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五期,大坨头文化时期、战国时期、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时期、新莽到东汉早期。瓮棺葬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北京地区战国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较为一致。从被葬者的构成和葬具来看,儿童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有明显的区别,尤其特别的是路县故城考古发现成人瓮棺葬,还发现瓮棺葬埋入道路等特殊葬俗,为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战国秦汉时期制铁耐火材料的矿物组织与含量分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的发端与形成期,制铁耐火材料为发达的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提供了结构、化学、热性能上的技术保障,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制铁耐火材料的研究较少,影响了对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全面认识。本研究对战国秦汉时期出土的制铁耐火材料开展了文献、田野考察和矿相分析,科学认知其微观结构,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制铁耐火材料以黏土质材料为主,使用了砂质材料,但尚未出现砂泥混合质材料。同时,炉壁、铸铁范、鼓风管之间的矿物显微组织和含量差异较大,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工匠已能根据性能需求的不同制作不同的耐火材料用于不同的制铁生产环节。     

广东五华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狮雄山遗址位于五华县华城镇东南约2公里处的塔岗村,2011-2012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发现了秦汉城址以及大量与城址相关的遗迹和遗物。此次考古工作区分出了秦代晚期和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单位和典型器物,为岭南该时期考古学断代研究增加了新内容;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发现和对城址布局、结构的认识,为秦汉城址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封泥的发现为解读城址的年代与性质提供了新证据;为探索南越国建立之前赵佗经营龙川的历史提供了新线索;亦为说明秦汉帝国的疆域和政治版图形成增加了新史料。     

西汉甘泉宫三字瓦当跋

拙文所讨论的这品三字瓦当(图一),面径16.7厘米,筒瓦长度不清,当、瓦相接手法亦不清.它较早著录于日本<秦汉瓦砖集录>(昭和五年艺苑巡礼社刊)[1]及<书道全集>卷三,早年出土自中国陕西省,现收藏于日本.     

秦汉时期西县故城治所考略

秦汉时期西县故城具体治所何在,一直为学术界争陈,迄今未有定论。本文结合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对秦汉时期西县故城治所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