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司马“字”字印古印之中有玄机

古代印章,是作为一种实用之物来制造的。在印章制造中,实用性是决定因素,而艺术美处于服从地位。秦汉印的制造虽然是以实用为目的,但也伴生着艺术创造。秦汉印的篆刻美,有着人们本能地按照美的规律制造实用物的成分,也有随着印工们审美经验的长期积累进行的有意识的篆刻艺术创造。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

城坝遗址位于渠县土溪镇城坝村,面积567万平方米。2014-2018年,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秦汉刑徒兵制与谪戍制考辨

秦汉时期与以罪人为兵相关的制度有两种,一是谪戍制,二是刑徒兵制。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三:其一,被谪戍者和刑徒兵的称谓在文献中有严格区分,前者常被写作"谪徒"、"适卒"、"谪卒"等;后者常被称作"弛刑士"、"施刑士",有时简称为"弛刑"、"施刑"。其二,谪戍是司法判决的结果,属于一种刑罚,而发刑徒为兵则是皇帝诏令的结果,是对已判决罪犯服刑方式的一种变更。其三,二者实施的对象不同,谪戍的对象包括亡人、罪吏、盗贼等有罪者以及赘婿、商人、闾左等"贱民",还包括称作"诸疑罪"的犯罪嫌疑人;而刑徒兵则由弛刑徒组成,包括判为城旦、鬼薪、隶臣、司寇等刑徒,判处枭首、腰斩、弃市等的减死罪囚。滥发谪戍体现暴政,发刑徒为兵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宽宥。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

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     

定州八角廊汉简《文子》新证

1973年,河北省定州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丰富,其中有《文子》,存简277枚,内容多与今本相同,但也有少量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过去有人怀疑《文子》出于后人的伪托,这批汉简的发现,证明《文子》是一部可信的古代典籍,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云贵高原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铁器研究

云贵高原李家山、石寨山、羊甫头、石碑村、赫章可乐、中水等战国秦汉时期典型墓地出土铁器的种类、器形以及时代、数量的变化,表明云贵高原的铁器化进程经历了初始(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发展(西汉中晚期)、普及(东汉时期)三个阶段;出土铁器的区域分布也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主要分布于黔西及滇东北、滇池及滇东南、滇西及滇西北的三大区域;出土铁器的种类、器形以及纹饰特征,特别是广为流行的铜铁合制器和输入与仿制的铁器制品,可以看出云贵高原早期铁器时代与相邻区域在铁文化领域的交流与传播,特别是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巴蜀地区的铁器和制作技术的传入对云贵高原的铁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南公"见于大盂鼎、南公有司鼎和南宫乎钟等铜器铭文,学界一般认为"南公"之"南"应是"南宫"的省称。根据《左传》及《白虎通》引《诗传》而知,南公有可能就是周武王十兄弟中最小的聃季载,"聃"与"南"为通假字。称南公应是原居于周宫中的南宫,又封于南土的采邑而得名。叶家山M111中再次出土了一件"犺乍剌(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铜簋。"南公"铭文在南土的再次发现,对探讨其族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依据。从铭文可知,"南公"为曾侯犺的父辈。结合大盂鼎铭文并综合年代分析,曾侯犺与盂可能为叔侄关系。如此则叶家山所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     

秦汉半两以尺寸指代重量论

在阴阳五行思想背景下,秦半两形成了重十二铢、直径十二分的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强力推行下,人们的思维中,钱币上度制单位的"分",与衡制单位的"铢"便形成了对应关系,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汉代的货币制度中,产生了"三分钱"、"五分钱"指代三铢半两钱、五铢半两钱的习惯。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评介

吴晓亮、徐政芸主编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以下简称“汇编”）,2013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全书6卷8册,计293万字。     

秦汉时期贵州黔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开发

该文以历史文献和考古文物相互印证;以古代水道交通为联系走向;论证了黔北地区在秦汉时与巴蜀、中原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