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作为断代史的整体性研究,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的专题考察;无论是社会史的复兴,还是新的简牍资料的发掘与研究,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相对实证研究的繁荣,理论方法论研究方面则显得有些孱弱和苍白,人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那些宏观性课题,弱化了学术探讨的思辨理性;而这些,则又反过来制约了实证研究的纵深化发展,有些问题的探讨显然已经形成难以突破的瓶颈。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以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为题向学界征稿,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启发人们的宏观性思考,推动秦汉史研究步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诚挚邀请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是为盼!     

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秦汉国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划分行政区“里”,选任里吏,辅助官府统治基层社会。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改变以社会自治领袖为里吏的传统,规定里典、里老原则上由无爵年长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间秩序对官僚行政的阻碍。这一举措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加速了秦的灭亡。汉初调整政策,设置三老官属,有意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里老一职被废除,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深入里中。西汉中期兴起的循吏政治,推动在里中增设“父老”一职,并使之成为通制。里父老却迅速偏离原定的教化职能,转而负担诸多日常杂务,趋于差役化和卑微化。此后,里吏与社会领袖事实上趋于分离,使得汉末魏晋的国家难以有效控制基层社会。     

两周至秦汉时期铜铎的考古学观察

由考古发现的两周、秦汉时期铜铎资料可知,铜柄铎应产生于西周中期,可能源于晚商至西周初铜铙体量、甬部特征与铃类器形、音舌特征的结合。楚、吴越两文化区应是木柄铎产生和发展、传播的关键区域,其制造者采用铜木(骨)复合材质可能与简化范铸工艺流程、减轻其整体质量有关。铎在春秋中晚期至两汉墓葬中普遍与兵器共存,应可印证文献中铎在军事活动中用于传达号令的记述。     

宋画中的岁时节日

宋朝上承隋唐,下启元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历史学家邓广铭提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1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2以绘画而论,“画至五代,上承唐之朴厚,而新开超逸华妙之体。     

试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媵妾制度

媵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是原始婚姻形态的遗存。随着社会的发展,媵逐渐消失,妾取媵而代之。妾由女奴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庶妻的地位,并长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媵妾,我们看出古代社会是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且依附于男性。     

近年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学派的研究综述

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战国秦汉时期的“家”或学派,是一个研究重点。近年来,西方汉学界对于有关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由于中西方的语言差异以及观察问题之背景的区别,中西方对于学派的一些认识,差别较大,双方很有必要加强交流。因笔者学力及获取资料范围所限,下面只能择要介绍用英文发表以及有汉译本的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学派的研究。     

《秦汉社会意识研究》评介

长期以来,学界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这一层面关注较少。王子今教授《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的出版则弥补了这个遗憾。该书是著者多年有关社会意识、社会观念研究成果的汇编,共包括23篇专文,大致集中于以下五个专题。     

秦汉时期子路形象演变研究

除《论语》之外,先秦两汉的其他古代文献中对子路的记载也非常多,但是由于作家的主观意识,写作目的和作品体裁的不同,其中所塑造的子路形象有与《论语》中相一致之处,也有与之相反或者不完全相同之处,这期间子路形象经历了不断故事化,寓言化的发展,     

秦汉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城邑平面形制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首先都秦汉时期北方边城做了简要概述,分布,范围,数量等在城邑郭城方面,通过边城的作用,如防御和屯田,地理位置,政策,历史沿革,城市等级制度等八个方面分析了北方边城郭城形成原因。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