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货币制度概述

秦汉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的演变有着重大影响。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创建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并实施中央集权体制;西汉加以巩固和发展;新莽和东汉渐次削弱而趋向割据。为了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秦汉王朝采取过许多政策措施,在货币方面尤为突出。     

战国秦汉制陶工序研究

目前学界对战国秦汉时期制陶业的研究多集中在陶窑结构及烧制技术方面,而对制陶工序的讨论较少。文章以民族志材料中陶器生产工序和制陶遗址中遗迹、遗物的功能分区为线索,复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并进一步讨论了当时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等问题。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汉南越国与南海国之族群及历史关系考

近期因研究地方史与国史上的某些相关问题,发现秦汉之际南越国与南海国之间有密切关联的若干历史线索。同时还就南越国一些历史人物的族属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发现张荣芳教授、黄淼章先生所著《南越国史》中所指属于越族的历史人物,大多不符合历史事实。如该书第四节“南越国的民族政策”中,说赵氏政权“为南越国之长治久安,必须取得越人上层的谅解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越人被收入南越政权。如吕嘉,号称‘越人之雄’,深为广大越人所看重,赵佗拜之为丞相,并以其弟为将军,吕氏家族中许多人都得以担任官职。……这对争取其他越族有着关键作用”。——显然,此处是指吕嘉为越族的。     

海上丝绸之路话大澳

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海域发现的古沉船,编号为“南海一号”,船上主要载有我国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四个窑系的瓷器。“沉船海域处于从番禺、阳江、徐闻、合浦经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在这条航线上,发现阳江溪头北寮宋元文化遗址,据专家考证,是宋元时期的中转港及货物集散港。由此说明阳江在秦汉时期是这条航线的补给港,在宋元时期是中转港。“阳江地处从古番禺（广州）至徐闻港的中间地带,海岸线曲折,长230公里,有海陵、南鹏、大镬、二镬等诸多岛屿,由东到西分布有20多个天然港湾和10多个大小渔港,如大澳、东平、三丫、北津、丰头、溪头、闸坡、双鱼、北额等。”这些港口,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必经之地。     

试论秦汉箭镞演变

箭镞作为中国古代远射兵器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发展演变历程。在秦汉时期箭镞发生了重要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材质由多样趋向统一,由铜制为主,骨质、石质少量向铁制转变;箭镞形制更加多样,并出现了形制丰富的异形镞;箭镞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受铁器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以及兵器的发展进步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战国秦汉墓发掘简报

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1座,其中战国至汉代墓葬34座,出土陶鼎、盒、蒜头壶、灶、罐、甑、盆、缶、灯、璧以及铁削、石串珠、铜钱等大量遗物。这批墓葬保存较好,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明确,部分墓葬出土陶器上还多戳印“杜亭”陶文,为完善关中地区战国至秦汉之际考古学文化序列,探索秦汉时期杜县周边丧葬习俗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     

从普洱府图说看清代当地民族风俗(上)

在云南省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中,有一些明清之际的作品,用传统技法表现了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如反映明代云贵地区苗族节日歌舞斗牛盛况的《斗牛图》;清代苗族的《百苗全图》、《百蛮图》;傣族的《写经图》、《骑象图》;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

文章考察了“五帝”世系和“华夷共祖”思想的具体内容,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影响、意义。认为,《史记》构拟的“五帝”世系和所反映的“华夷共祖”观念,是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和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我国群雄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思想也不曾动摇;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