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的科学人生

回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任鸿隽。任鸿隽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也是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科学救国的梦想,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     

当代书法名家王岳川作品欣赏

王岳川1955年生于四川安岳。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成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入选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1996年担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     

《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主）＂本字考

《论语·八佾》“哀公问”句原用的是“主”,而不是“社”。“主”,指宗庙中的祖先之主(即牌位),用木做,故称木主。“社”也有“主”义,但指土地神“主”,用石块或土堆做,故庙主与土地神“主”有明显的不同。     

敦煌社邑文书词语补释

敦煌社邑文书以记载晚唐五代至宋初民间社邑组织的各种社事活动为主,其中分布着大量社会生活方面的词汇。不少词语颇具时代性和地域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北汉语的面貌。本文从中选取二十例略作训释,以扩大相关的研究成果。     

“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新论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做出的新论断。对新论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新论断,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对提升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辩证思维,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

近代中国发生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有正式记录的就达数百起,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等等。大灾之后总有大疫,疫情流传危害甚烈。疫病,即现代科学认知的烈性传染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危害近代中国最厉害的要数霍乱、天花、鼠疫等。在发明青霉素等抗生素之前,人类对付细菌性感染都很困难,对于病毒性感染更加茫然无措。所以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常常分不清病因和病源,笼统地称之为"时疫""瘟疫""疠疫",基本上束手无策。     

我在1978年遇到的三件大事——八十抒怀系列之五

我在"文革"中改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响应毛泽东研究"四大起源"的号召,探求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筹办《自然辩证法研究》月刊时便把我借调了过去,住在科学会堂周边的北京友谊宾馆里。邓小平伸出两根指头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领导吩咐我参与编写与会专家的发言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