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颇多争论,争论双方都各持一词,缺乏对影响科场评卷诸要素以及评阅过程的系统分析.由于评卷与录取是一个系统过程,在人为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     

形形色色的明清科场作弊

自隋代采取科举取士之后,科举中第成为众多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科场作弊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知己

知己云者,似有多种演绎。设若存在一百种,一千种,还会延伸出一百零一种,一千零一种,叫宽容。人世间远远超过故纸堆,用现实观照历史,以历史鉴辩现实,史剧之创作当如是乎?北京人艺年前上演的话剧《知己》,知道的人不太多。这个戏,要是搁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肯定轰动。编剧郭启宏在博客中说,《知己》一剧,构思了30年。先是想写友情,觉得缺乏社会内容,没有厚度,遂放弃;继而想从人才难得入手,又嫌赶时髦,没有新意,又放弃;最后因偶然知晓一个熟人的监狱经历,大为震动,猛然醒悟,遂从专制对人性的摧残下笔,写人性的扭曲变化。     

清朝最大的科场作弊案

《大清律》规定：“（科举考试）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     

陈澧撰写《科场议》之立场、缘起及用意

陈澧是晚清经学名儒,《科场议》则是他精心结撰并以"议政"之貌示人的重要文章,今人多从科考改良一面考察陈澧撰写此文之旨趣,与其本意不无距离。比勘陈澧已刊、未刊文稿,可证陈澧撰写此文因缘于江浙学术高峰俞樾出题割裂经义一案,且借此深刻辨析"真经学"与"近时经学"之区别,批驳以俞樾《群经平议》为代表的一味求胜古人、剑走偏锋、零碎说经的学风,主张恢复专经之学,以此挽救士习、澄清学风、端正心术,实是借科考论学术,是其构筑"新经学"的重要一环。     

趣谈古代的科场作弊

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科举考试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将近1300年。不少人为达“登科”目的,在科场中作弊,手段有夹带,代考,泄卷,疏通关节,贿赂监考、阅卷、审卷等。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关于吴兆骞研究的几个问题

吴兆骞是清初流放到东北边塞的著名江南文士和诗人,是东北地方史、东北文学史及东北流人史上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吴兆骞的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个别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还有进一步探索和继续讨论的必要。主要就"是谁陷害了吴兆骞"、"吴兆骞为什么在瀛台复试中交白卷"、"吴兆骞与顾贞观是否晚年失和"等三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1839年:张穆学术人生转折若干问题

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夜。而对于张穆来说,这一年是他人生中转折的一年。他踌躇满志地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却"被斥退场",永远不准考试,被排斥在主流话语权力之外。从此之后,他走上了以学术扬名的道路。换句话说,1839年前的张穆和1839年后的张穆分道扬镳。他后来倡议修建顾炎武祠,撰修《顾亭林年谱》、《阎潜邱年谱》以及撰写《蒙古游牧记》等一系列活动都是他追求学术话语权的生动表现。     

乾隆九年顺天乡试案

乾隆九年,北闱顺天乡试,头场,二场均搜出士子夹带作弊考生数十人,其中竟然有满族八旗子弟数人,而且听说头场搜检严格,二场竟有二千八百余人望风而逃,贡院门外抛弃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隅者不计其数。这一方面反映了时至清朝中期,科举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一大批八旗子弟已经忘记了本民族的国语骑射,满族汉化的趋势在逐步加深。本文运用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详细阐述了乾隆九年顺天乡试案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