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盗宝案”之谜

1934年10月,轰动社会的“故宫盗宝案”被提交法庭;诉状指控：自1929年起,易培基等9人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已有……第一被告易培基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案件背后是斗争交织的复杂政治力量及背景……[编者按]     

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

东牌楼出土的几枚东汉末年"户籍简"载有"算卒"之语,整理者认为是汉代"算赋之一种";但汉代史籍中均不见"算卒"的固定称谓,此"算卒"当是指"算"(算赋)、"卒"(兵役)两种赋役名目。这几枚"户籍简"与里耶所出秦代户版、走马楼孙吴户籍简的形制、格式均不相同,既非乡户籍,亦非县户籍复本。根据汉代的造籍程序,从其所载内容均为"笃癃""九十复""甲卒"等特定名目看,东牌楼这几枚简应该就是临湘县案比民户的专门簿籍。     

穆彰阿、周天爵与宣维屏案

宣维屏为湖北襄阳县的一个小"酷吏",因案把县民绍学礼害死。湖广总督周天爵秉公办理,却遭到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一再阻挠。王鼎、周天爵与穆彰阿、隆文之间围绕"宣维屏案"的斗争是禁烟运动时期满汉斗争的一个缩影。     

直隶社会各界与清末媒体立法改革

媒体立法的制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权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各界的言论权。在清末法律改革中,媒体立法建设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直隶地方社会不仅对当时《报律》提出改革要求,而且为了争取言论权,还与清政府进行过几次正面较量,《北方日报》案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此外,直隶社会各界为改订《结社集会律》、反对盗版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民国第一政治刺杀案：袁世凯背“宋案”黑锅？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北火车站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正升火待发。著名的革命党人、担任国民党代理事长的宋教仁,因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十分兴奋,准备乘车回北京组织内阁。宋的友人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人赶来为他送行。正当他们走到车站剪票口时,忽然间响起一声低沉的手枪声,紧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人们正在惊诧间,只见宋教仁摇晃了门下就顺势倒在一张铁椅子上。他困难地对黄兴说：“吾中枪矣!”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渊源及其确立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国会立法、州立法以及各州法院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与宪法条文相抵触。它是在英国习惯法司法理念的熏陶下,在北美早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尽管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的权力,但从殖民地时期起,相继有判例表明最高法院对这一权力的实施,可以说,它的建立来源于实践而非理论。     

“擔床”考北大核心CSSCI

对《辽史·礼志》中所见"擔床"一名,《辽史·国语解》及明人陈士元皆作出了令人感到蹊跷的错误解释。据作者考察,擔床是一种带有长竿的抬舁工具,在各种礼仪场合中用来抬舁物品。其名始见于五代,在宋、辽、金时期得到广泛应用。通过传世文献及图像资料,可以较为具体直观地了解其基本形制。元明以后,擔床逐渐消亡,被功能相似的"案"与"亭"取代。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清末周冕吞欠公款案查办始末

本文依据文献,就清末两次查办周冕吞欠公款案的过程,做了梗概的叙述.文中特别揭示出第二次查办案件时所遇到的阻力和矛盾,最终导致力主查办此案的程德全被迫妥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