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卓识 勇于创新——评何景明《易水行》

明代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戏剧方面。诗歌创作,因受到理学、科举的长期桎梏,以及历次文字狱的影响,一直陷于毫无生气的局面。永乐、弘治前后,“台阁体”的诗风统治着诗坛,一些称颂功德、粉饰太平而又千部一腔的作品,竟被誉为“词气安闲、雍容典雅”的黄钟大吕,认作是诗歌创作的圭臬。     

山西清代科举“三探花”

“明清两代历504年，先后举行过进士考试201科，……，共取状元、榜眼、探花各201名。……按籍贯统计，山西省竟无一名状元。”看到上述文字，恐怕会让每一位山西人的头脑更加清醒!     

清代落第举人的另一条出路——大挑

近代以前,科举是读书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但科举取士,人数毕竟有限,大批的落榜考生找不到出路,“仕途淹滞”,心存不满,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雍正时期,政府就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落榜生出路。     

唐孝廉科置废及其指称演变

唐代科举,在中国科举史上,属初创阶段,制举与常科科目设置尚不稳定。有存汉察举遗风者,有沿隋制者,有创置者,科目名目众多。在科举考试取士的不断实践摸索过程中,一些科目被淘汰,一些符合王朝官僚政治用人要求的科目,如常科的进士、明经,制举的贤良方正、     

淡化“状元”,理性对待

<正>古代科举,是平民百姓出官人仕的必经之路,"金榜题名"成了中国人人生四喜之一。状元及第、天子门生,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可以立马写入省志、县志、族谱、家谱,得到足以辉映千秋的万般荣耀。也正源于此,"状元情结"虽历经千年,却仍是不少国人的心理圣坛。     

元代科举中的多族师生与同年

本文为笔者元代多族士人圈形成研究的一环。笔者认为:元代中期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之间具有密切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互动。科举中的师生与同年关系即为社会网络的一环,亦为文化互动的基础。本文首先显示元代科举为一多元族群机制,其次证明历科师生为联谊或其他目的而举办集体活动。再以延祐二年(1315)及元统元年(1333)两科为例说明历科考试各族师生、同年之间平时亦多个别交往,反映于诗文之中。本文显示:科举制度的采行虽然在元代政治上所起作用不大,却是多族士人圈加速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座主、门生、同年关系超越族群藩篱,成为多族士人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一环。     

《宋登科记考》太祖朝进士订补（七）

开宝二年（969）进士 王献可,泽州人。开宝二年登追士第。仕至知英州。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太祖》,《雍正山西通志》卷六五《科目·宋进士》。     

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主办、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等协办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7日至28日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隆重举行。会议收到论文31篇,集中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学者34人,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体现科举学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影响广等特点。现将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唐宋时期省试落第者再试权力考

唐、五代时期省试落第举子再试仍需要取解,但相对容易,且取解地点要求不严格,还有拔解现象。五代、宋落第举子一定举数后,可以享有免解特权。梳理省试落第举子再试问题,是对科举落第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古代“科举四宴”

鹿鸣宴、琼林宴、鹰扬宴、会武宴是科举制度形成后,渐成成规的“科举四宴”。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所以取名鹿鸣宴。从唐至明、清一直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