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阁与贵州科举文化

屹立于贵阳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是贵州全省上百座文昌阁中仅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0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迄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为保护这一文物,2001—2002年贵阳市人民政府投资1000多万元,经过近两年的大力维修,恢复了昔日的古建筑群和古城墙,并拓宽面积约10000平方米,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和     

“文武魁天下”的徐铎和薛奕

在我国科举史上．一个地方出现多名文状元或武状元的并不鲜见,然而．同一科文、武状元出自一个地方却十分罕见．据笔者所查．这种情况仅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出现过一次．这便是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的文状元徐铎和武状元薛奕。     

《唐摭言》清代抄刻本源流考——兼论“白头”与“臼头”本之争

唐五代间科举专书《唐摭言》,自宋嘉定间郑昉首刻后,旋即失佚。自宋迄明,此书条文虽偶有《太平广记》、《说郛》等删削本加以节录或明代清真馆旧残本,但已难索宋本旧态。此书至清代却抄刻频繁,版本殊多。本文在对清代诸本逐一比校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各本源流情况,并对学界就该书版本中的"白头"、"臼头"本之争作简要述评。     

中国古代状元郎的命运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不胜数的举人和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代表大会

<正>在中共召开过的历次代表大会里,其中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在异国之地莫斯科举行的,这就是中共六大。1927年春夏,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宋代举子赴考的旅费问题

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定型与完善,大量读书人投身考试来获取功名,但是进京赶考的费用却构成一笔沉重的负担。那些贫寒士子往往通过借贷、干谒,甚至是典卖田产的方式来筹措旅费。有监於此,政府通过公券、鹿鸣宴、贡士庄等形式给予进京赴考的举子以某种程度的资助,尤其在南宋末期的江西地区,贡士庄的设立有常规化的趋向。与此同时,举子们也自发地以“义约”这种经济互助组织形式来筹集赴考费用,举子间的“义约”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构成形式也相当多样化。     

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

明末利玛窦入华,学习儒学经典与注意科举考试,其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对科举是否产生冲激,值得研究。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加入宇宙论、天文学、历法等自然知识,具有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蕴义,吸引李之藻求教并刊刻《坤舆万国全图》。之后,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福建乡试出一道"天文"试题。其中虽无一字提到西学,却吸引士人在揭榜后求教,激起郑怀魁兴趣,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三十三年京察,郑怀魁迁知处州,李之藻降职待补,有更充裕时间完成《浑盖通宪图说》,三十五年请郑怀魁帮忙出版。这段曲折的历史是西学与科举试题的首例,成为17世纪自然知识考据的一个案例,亦为中国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案例之一。     

淡化“状元”,理性对待

<正>古代科举,是平民百姓出官人仕的必经之路,"金榜题名"成了中国人人生四喜之一。状元及第、天子门生,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可以立马写入省志、县志、族谱、家谱,得到足以辉映千秋的万般荣耀。也正源于此,"状元情结"虽历经千年,却仍是不少国人的心理圣坛。     

清代西北科举与社会环境——以甘肃庆阳进士的时空分布及变迁成因为例

清代庆阳科举兴衰与西北社会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从与明代比较的视角,对清代庆阳科举人才总量的下降、时空分布的变迁及社会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清初陕甘分省造成的省治中心转移、书院教育发展滞后、明末陕北起义、清初王辅臣变乱和同治陕甘回民事变等,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终导致清代庆阳科举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