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与“文明冲突”—— 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并在古代传到东亚。“和合”文化特指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合”相处等道德思想,一直是东亚国家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和建设东亚和谐文化的准则。而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设想当今世界的冲突是由文明的不同而引起的。但是历史证明,国际关系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不是由文化冲突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利益、领土欲望和经济扩张等原因引起的。在21世纪,为了建设和谐的国际关系,应该发扬“和合”文化的精神,而摈弃冷战后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

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制限。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上)

1965— 1 972年越战期间 ,苏联为向东南亚地区渗透 ,调整其对越政策 ,加强援越力度 ,苏越关系趋向密切。而此时中苏关系逐渐由敌对走向对抗 ,中苏关系恶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毛泽东对于内忧外患问题的思考 ,并进而影响了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事实上 ,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可能携手共同行动 ,而且还有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 ,这使得中苏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矛盾 ,特别是越南在其抗美救国的战争中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 ,使得这种纠葛更加突出起来。本文着重论说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并对其发生背景、发展变化作了一个历史考察     

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怎样影响?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曾出现了改革中文甚至废中文而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当时的国粹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对此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简字”。     

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动向

“20世纪……世界科技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的确,20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要变化：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通讯、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网络的运用使生产的组织     

古代巴尔干伊利里亚人述论

巴尔干半岛素来民族关系错综交织,兼之列强长期觊觎和插足,遂以“多事之地”而称。近年阿尔巴尼亚一塞尔维亚族际矛盾凸现,演成国际政治一大热点,倍受世人瞩目。其实究其族源,两都不同程度地与古代伊利里亚人(Illyrii或Illyrians)有关。     

从同质社会到多元社会——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该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19世纪以来,移民至澳大利亚的人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从而使该国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的种族单一性和文化同质性,“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自然成为推动国家建立、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到二战时澳大利亚总体上已成为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但是,二战却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它迫使澳大利亚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     

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

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 ,汪精卫、梁启超围绕“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论战所援引的论点均以伯伦知理、波伦哈克以及笕克彦等人的学说为学理依据 ,只是双方各有偏重取舍而已。虽然表面上汪、梁均重视学理依据 ,但二人同为政论家 ,在理想与学问之间 ,都以理想为本位 ,有意无意之中 ,取学问为工具 ,论点开道 ,学说殿后 ,以致于漏洞百出 ,彼此相互攻击。通过观察清末政论的政治学背景 ,可以深入认识清末政治思想的一些本相。     

中国对非洲软实力外交初探

正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软实力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对非洲软实力外交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对非洲软实力外交之所以取得一定成效与中国始终支持非洲国家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有着很大的关系。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和非洲在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中目标相近,中国坚定支持非洲